二毛的姐姐，占了便宜迈着电步（小孩子们的一种步伐）一步一跳地向街门口跑去，两条齐腰的辫子在背上乱舞。
吃了亏的二毛，从屋里追了出来，站在门口的台阶上，看着姐姐的背影喊了起来。
“太阳落，撵兔子，兔子梳着俩辫子。”
喊声刚落，屁股上被他大哥丑子狠狠地踹了一脚，来了个嘴啃泥，二毛蒙了，爬起来用手抹一下嘴，又是血，又是泥。
大哥丑子也愣了，没想到出脚这么重，这也是心太急了。便强做镇静，色厉内荏地吼道：“你不想活了，爷还想活唻。”
二毛爬起来没说话，默默地来找我，姐姐盛上水，让他洗了脸，姐姐拿出一个榆钱窝窝递给他，他掰了半个吃了，说好吃，姐姐又把另半个递给他，推让了一下，他接过吃了。
后来姐姐问他咋回事儿，他就把前因后果说了。
“现在这话不能随便说啦，你说的话就更不应该了，还记得去年四爷爷的事儿吗？说了个那话，受了多少苦。”姐姐安慰他说。
“那他也不能这样踢我，像姑姑这样跟我说，我也能记住。”二毛委屈地说道。
“男人们都是急脾气，姑姑是老师，当然不一样啦。”
“那应该咋说呀。”我急着插了一句。
姐姐想了一下说：“爷爷儿，对，就说爷爷儿。爷爷儿落，撵兔子，但是不能骂人。”
“奥......”
二毛今天好像是要罢工了，不去铁道南剜兔草了，也不去后梁坡下刨小蒜（野蒜）了。
最后不知从哪儿劈了一堆榆树枝，挂着满满的榆钱扛了回去。
虽然四姥爷的现行反gm罪名还够不上，但是，在工作组和二歪子的一再坚持下，最后做了个群众拿帽的决定，牛车是不让赶了，向这种溜溜达达，还是高工分的好活儿，哪里还轮得到他。后来队长为了防止他散布反动言论，尽量减少和大家的接触，便安排他做菜园里的菜头，瓜园里的瓜头。
四姥爷也年过五十了，大力气从小就没有，但是这些抠抠摸摸的细活儿，做得比谁都好。工分也高，毕竟是技术活儿嘛，也没算是受了委屈。
怄心的是，今年两个闺女的口粮咋办，真的回来参加劳动？带着孩子？怀里抱着，肚里怀着，就是村里的媳妇也不能下地劳动了。这就是二歪子明里报复嘛。
咋办咋办，也只能到时候再说了。
一队队城里的学生，举着红旗沿着铁道往东走去，红旗上写着“第几几中学红卫兵”“啥啥师范红卫兵”“地质学校红卫兵”“农机学校红卫兵”等等。
开始不多，后来就多了，铁道走不下了，听说火车过来把红旗挂断了，还有人因此受了伤。
一队队的学生们，举着红旗开始从大道上往东走，人也多了，红旗也多了，红旗上的字也多了，第几几中学的“长征队”啥啥师范的“万山红”地质学校的“云水怒”农机学校的“风雷激”。
有的还到村子里转一圈，左臂上都带着红布袖章，上面用黄油漆写的“红卫兵”三个大字，那字写得好，刚劲潇洒。
后来听说是伟大领袖亲笔写的，诶呀我的天，写那么多还不把人给累坏了。到底是伟大呀，真了不起，佩服，佩服。
有的跟老乡们要碗水喝，给老乡们发一些纸，红的绿的，黄的粉的，上面满满的写了文章，我能读下来，但不解其意。
乡亲们也没有像“南征北战”的电影里那样，给他们往手里塞煮鸡蛋，往兜里装大枣，连榆钱窝窝也没让他们尝尝。显得是那么的冷漠。再说了，那么多人，就是每人一颗大枣，也得拉满满的一牛车来，哪有啊。
后来那袖章上的子也多了，在“红卫兵”三个字的上面加了“毛泽东思想”五个小字。
再后来带红袖章的人越来越多了，不光是学生了，还有穿了劳动服的工人。那袖章上的字也不仅限于“红卫兵”了，有“战斗队”“造反团”“造反兵团”“造反司令部”“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名字越来越长，级别越来越高。
就连我们村的春枝、春莲和常青也戴上了红袖章，我摸了摸，看了看，上写：毛泽东思想红艺战斗队。
我很羡慕，她们说：“你太小了，到公社去演节目，需要背上背包，走很远的路，你吃不了这苦的。”
我说：“那常青咋不用背背包呢。”
她们说：“常青晚上和我们伙睡，你咋和我们伙睡呀？”
“奥......”我低下头无语了。
我看着她们被夕阳洒红的背影，蹦蹦跳跳的远去，直到消失。我惆怅地站在那里，直到脚下的影子伸的好长好长。
我回家求姐姐，想让姐姐帮我说说。
“闹那干啥，”
仿佛在雨天的路上，姐姐突然撤去了为我举在头顶的花布衫。
“有些话我现在不能跟你说，你相信姐姐不？”
又要为我搭上那件花布衫，并让我举起一只手来抓住一只角。
“信，我就相信姐姐。”我言不由衷的说。
“好，姐姐有些话不能跟你直说，你听姐姐的准没错，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别的少掺和。”
正说着，姥爷抱了一堆红皮的书回来了。
“来啦，红宝书，一人一本。”姥爷把书放在炕上说道。
“姥爷，你被骗了，少一本。”我数了三遍，急着嚷道。
“对的唻，四本。”姥爷揉揉我的后脑勺，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