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听了一节现代文学，接下来是训诂学，徐畅然不想听了，准备到图书馆去。
走走廊上，发现一间教室挺热闹，不断有人进去，有些人胡子拉碴，一看就是校外赶来的。莫非有讲座？
徐畅然在门口探头望向里面，都快坐满了人，赶紧进去找了个位子坐下，然后起身弯腰问前面的一位:“同学，这是什么讲座？”
“不是讲座，是谭原民老师的课。”那位同学回答。
原来是中文系谭原民教授的课。记得前段时间江仁书在寝室里吆喝过一声，说谭原民教授开课了，想去的早点占位子，他的课来听的人很多，而且在校外有一批粉丝，凡是他的课都跑来听。
当时江仁书还回忆了一下燕京大学校外人员听课的传统，燕京大学提倡开放、包容的思想观念，从不拒绝旁听生，所以燕京大学周围一直有很多旁听生，也出过一些有名气的人……
对江仁书提到的另一个“传统”，徐畅然记忆尤新。他说，早年间燕大教授薪资丰厚，社会地位也高，思想观念新潮，日子过得很潇洒。
那时侯，有的国文系教授过的什么日子呢，江仁书说，早上起来慢条斯理吃早饭，收拾得干干净净，头发油光锃亮，来到八大胡同，和相好的青楼女子缠绵一番，出得门来，一招手，早已恭候在门口的三轮车夫迎上来，教授坐上去，翘起二郎腿，三轮车稳稳地朝燕京大学奔去。
到了教学楼前，三轮车停下，教授下车，径直走进教室，开始上课。
三轮车夫跑这一趟，钱赚够了，身子也有点乏，并不急于返回大街揽生意，而是尾随教授进入教室，站在教室后排，抹一把汗，听教授讲课。
“所以，八大胡同的三轮车夫文化水平比较高，相当于当时的专科生，谈吐不比一般人。”江仁书说道，徐畅然听得一愣一愣的。
当然，八大胡同街面上谋生的三轮车夫的文化水平，还是比不上屋子里的青楼女子，青楼女子不仅学习琴棋书画，还能得到教授们的言传身教，那水平，也算当时的“高知”了。
旁边的张明爵长叹一声，说世风不古啊，八大胡同的fēng_liú如今云散，只剩下二里屯的乌烟瘴气。
正回味着，只见江仁书从教室前门进来，在第二排一个空位上拿起一本书，放在桌子上——他居然占座。
江仁书坐定后，回头扫了一眼教室，看见徐畅然，点了个头，嘴角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
谭教授是搞近现代文学的，江仁书刚听了一节现代文学，又来听谭教授的课，显然是奔谭教授的学问和名气来。谭教授在国内名声很大，一踏入校门就崭露头角，以后更是节节高升，成为学术权威和社会名人，是很多青年学子的榜样。
上课时间到，谭教授走上讲台，看了一眼教室的人群，这时整个教室塞满了人，课桌两边都挤满了，还挤到讲台前。
谭教授叹了口气，让人群往后退一点，说早就给大家打招呼，这次开课仅针对本专业学生，授课内容有所调整，范围很窄也比较枯燥，不合适旁听，希望大家下节课不用再来，以免浪费大家宝贵的时间……
讲课开始，谭教授说今天从接受史来研究文学作品和作家，以往都是从文本来研究，而接受学是把社会学的一些方法引入到文学研究中来，是比较新的方法和角度。
“鲁迅为什么会这么出名呢？”谭教授平静地问道，眼镜片有反光，似乎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教室里鸦雀无声，鲁迅为什么会这么出名，可能每个人都能说点理由，但要回答这个问题，又不知从何说起。
“从文本来研究鲁迅已经做得太多了，从接受学来研究，就会有新的角度。”谭教授提到，鲁迅有一篇文章被机缘巧合地选入了小学课本，反响不错，后来的小学课本编选者就喜欢把鲁迅的文章选进去。
“到1921年，已经有8篇鲁迅的文章进入了各地的小学课本，而当时很多小孩还在读私塾，小学属于新学，小学生毕业后进入中学，中学毕业后进入社会，这些人很多都成为社会的中坚分子，而一提到鲁迅，他们就会显得相当熟悉，因为他们小学时就读过他。”
这番话一说完，徐畅然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唉，以前只知道鲁迅的文章是投枪，是匕首，直刺敌人的心脏，其实都是陈词滥调。谭教授这么一说，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
徐畅然朝四周张望，三、四十岁的人不少，一个比一个听得认真，从今天的听课来看，谭教授的确是名不虚传啊，有这么多粉丝不奇怪。但徐畅然并不打算再来听，一方面谭教授是这样希望的，他打算尊重谭教授的意见，另一方面这么多人来听课，找位子坐也是个麻烦事，自己又没有江仁书占座的精神。
突然，他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是邱胜国，他站在教室的一边，挎着他，张着嘴望向谭教授，表情有些呆呆的，他可能注意到有目光瞄向他，也向教室中间瞄了一眼，看到了徐畅然，点了一下头。
这时谭教授在谈接受学的一些基本方法，他有一种学问家的风范，总是胸有成竹的样子，有一种在书海中纵横驰骋、左右逢源的潇洒。
“文本的解读往往是多义的，类似盲人摸象，每个人都声称自己掌握了真相，真相可能更简单，从接受的方法去看，可以看到事物的另外一面。”谭教授说道，“从五四运动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