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天寿，顺天府人士，历任崇祯、弘光、隆武三朝的大太监，担任过御马监太监、司礼监大太监等职，可以说做到了太监的极致。
只是他这个太监与明朝历代大太监相比，未免就凄惨了一些，明朝皇帝与文臣集团对立，使得皇帝需要依靠宦官势力，来形成官场上的平衡，所以后期太监做大，但到了毅宗皇帝之时，政治幼稚的毅宗皇帝，将这种平衡打破，太监从此失势。
作为一个大太监，庞天寿自然希望能有一番作为，可以重振内廷的雄风，所以早在福京之时，他就流露出了想要掌权的意思，但惹得隆武不喜，把他支开派往澳门去了解佛朗机人，处理招募佛郎机人才的事宜。
他到了澳门不久，郑芝龙就卖了福建，隆武皇帝生死不明，他原本准备去肇庆，但这时唐王又在广州监国抗清，他瞧不清局势，便留在了澳门一边研究基督教的教义，一边观望时局。
之后，隆武朝廷起死回生，虽然失去福建，但赣地全复，明军延平一场血战，又成功围魏救赵，迫使攻打广州的清兵撤围回师，使得粵地得以保存，等到隆武移驾广州，朝廷也算重新站稳了脚跟，打开了局面，远在澳门的他得到消息，这才放弃投奔桂王，带着三百佛郎机火枪手，赶来广州继续效命。
隆武朝廷在福建的宫女太监，大多失散，庞天寿理所当然的重新做起了司礼监大太监。
在福建时，整个朝廷被郑芝龙压制，他也没机会捞什么权利，所以隆武朝廷摆脱郑芝龙之后，他还是十分高兴，准备大干一场，但他很快就发现，隆武朝廷的文官立刻与同为文人出身的楚国公王彦合流，似乎有文武合流，共掌朝政之意。
对于皇帝而言，怎么才能使得皇权不受挑战，最好的手段，就是在皇权之下，培养两个势力相互制衡，下面的人争斗，哪一派强，就打压哪一派，这样下面争斗不休，那皇帝就永远安全。
这一手，玩的最溜的当属嘉靖皇帝，他用严嵩搞夏言，然后又用徐介搞严嵩，二十多年不上朝，却能把手下臣子玩的团团转，可见其政治手腕。
当然这样皇帝的江山是坐稳了，但对于天下却没有多少益处。
大明朝廷内部的制衡，在崇祯朝时就被打破，文官集团最后发展成那个样子，与崇祯皇帝自身有很大的关系，是他自己打破了平衡，又没有能力驾驭，才使得文官集团没了约束。
甲申之后，福王为了对抗以东林为首的文官集团，就只能在天下间重新寻找制衡的势力。此时阉党以废，环顾四周，就只能引入武将势力入朝，江北四镇遂即以定策之功做大。
以勋镇为后盾的马阮，开始与文官争权，但勋镇这方势力，几乎是很难控制的一方势力，一旦放出来，遗祸无穷。
汉末，外戚、宦官争斗，杀来杀去，但天下基本能够维持平衡，但作为勋镇的董卓一旦加入，天下立刻崩坏。
中国历史上，能够左右政局的，一共就只有，外戚，宦官，士族，勋镇，皇权，这么几大势力，其中从历史经验上看，外戚、宦官、勋镇，这是对王朝最大的危害。
中国历经千年斗争，两汉的教训，唐的教训，外戚、宦官不能用，勋镇也就是武将也必须关在笼子里，加以限制，否则唐末以来乱了几百年，归其原因是什么，不就“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尔”，武将失去约束了么？
说赵宋制度达到了古代中国的极致，就是因为他基本解决了外戚、宦官、勋镇的问题，而士这个阶层，相对于其他几个阶层，他对皇权的威胁最小，同时又能约束皇权。
古代虽说号称家天下，似乎整个江山都是皇帝的，皇帝就该爱护整个天下，带着整个王朝向前，但其实一个成熟的皇帝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坐稳天下，忠臣、奸臣、黎明百姓，这些对他来说都不重要，奸臣有用，他们也会用，忠臣威胁到他，照样要杀。
士大夫这个阶层，虽然依附于皇权，但与皇权又是对立的，皇权是要家天下，士大夫则认为天下可不是皇帝一人的，皇帝要乱来，士大夫有责任约束，所以宋代君臣共治，士绅百姓的生活，也是历代之中最为幸福的。
后人可能觉得宋代比较屈辱，那宋人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呢？崖山一战，十余万人投海而死，如果他们不热爱这个朝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愿意殉葬呢？
皇权发展到极致，对于天下是无益的，这点明初推行八股，禁孟子，就已经显现出端倪，但内阁的出现，还是有文臣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思想，可等到了满清之时，中国历史上一直对皇权存在约束的士这个阶层，在满清的屠杀和经历空前的文字狱之后，其思想已经不能再称为士大夫，基本都成了犬儒，已经不是传统上能约束皇权的儒家，所以满清时皇权发展到极致，满清统治者要“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天下间即便有人反对，也无法约束。
眼下的大明朝廷内部，随着宦官势力的出局，由文臣和勋镇势力把持朝政，而勋镇与文臣之间，其实是对立争斗的关系。
历史上的南明朝廷也是如此，勋镇与文官之间，勋镇与勋镇之间争斗不休，这都是因为本来稳定的系统破碎之后，各个势力之间无法找到平衡所至。
此时大明内部，还没有出现历史上的那种混乱，其实是因为王彦这个特殊身份存在，他首先是勋镇之首，武将都被他压制，其次他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