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孔蒂尼在深刻观察整个市场的走向，欧洲情况实际比美国更糟糕，美国至少还有前面8年的繁荣打基础，而欧洲前面几年经济恢复就出现了问题，除意大利工业水平是在联合集团带领下突飞猛进之外，其他国家尤其是英法的经济增长一直在低位盘旋，当然意大利的情况最好，在联合集团宣布捐资1亿并通过9年义务制教育方案后，意大利股市很快就稳定下来。
当记者有意无意套话“意大利例外”论时，孔蒂尼的表情忽然变得很奇怪，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并接上这句话：意大利的工业连续实现两位数增长绝不是正常发展的功劳，而是他把大把的美国资金用于投放的结果，换而言之，意大利的工业暴涨完全是虚火，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吸收才能变成内化的真正实力，但他又不能揭穿这个话题的秘密，所以表现非常狼狈，好在后来他急中生智地扯上了熊彼得。
约瑟夫·熊彼特是奥地利学派重要代表人物，10年前曾担任过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参加的奥地利混合内阁的财政部长，曾经出版了《经济发展理论》专着，到1926年发行了第二版，并进行了大幅修改，加上了显着的副标题——“企业者的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及景气循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创新理论，并概括了“五种创新”，于是孔蒂尼便在记者发布上大谈特谈创新。
讲意大利例外论时就用上了五种创新模型：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和体制创新，比如开发百浪多息和pvc就是产品创新，用天然气代替煤炭实现火力发电机组发电就是工艺创新，比如意大利实现全欧、全美与远东市场整体布局就是市场创新，至于资源配置就更简单——联合系阿尔及利亚公司的产地在阿尔及利亚，但出口运送地却在的黎波里；最后大谈特谈的是体制创新。
熊彼得讲的体制是小体制——指企业和商业组织再造，比如联合集团这种扁平化矩阵管理就是典型的组织创新，但总裁却昧着良心大谈法西斯蒂和三面旗帜的组织创新，给美国人上政治课，认为墨索里尼“天才般地、全面开创了”法西斯蒂事业，三面旗帜凝聚了4000万意大利人民，美国也应该向这种方式学习，紧密团结在以胡佛总统为核心的『政府』周围，摒弃党派成见、地域成见、阶级成见，共赴国难，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维护『政府』形象的事不做，齐心协力为繁荣富强的美利坚奋斗云云，听得胡佛总统眼泪感动得哗哗的，带头站起来给总裁鼓掌……
在台下的听众也对此予以狂热地回应，原本是一本有些高深难懂的《经济发展理论》在第二天一跃成为《纽约时报》畅销书，书店打出的广告语是：齐亚诺总裁力荐、意大利例外的绝密；你一生不可不看的经典经济学巨着；读懂了这本书，你就掌握了经济起落的奥秘……风头之健，甚至压倒了一直和熊彼得有争论，甚至在学术界还隐隐约约胜过一筹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最起码现在凯恩斯还没能写出《通论》来。
所有人都陶醉在自我实现、自我预言地圈套里，唯独有人在下面静静地听完了所有发言后对自己的妻子说：“这是个大骗子……”
“温斯顿，你为什么这么说？”旁边的『妇』人捂住嘴，不敢相信地说道，“我觉得他讲得很对！联合集团的成功确实是依靠了创新的功劳，你看他们的产品，很多都有口皆碑……”
“完全不是，这是倒果为因。”刚才说话的胖子摇头道，“联合集团成功的秘诀我看得很清楚，就是他用各种各样产业包装起来向华尔街贷款，然后一方面利用这种贷款发展一部分产业，一方面利用这些资金撑起意大利国内的其他情况，然后再向华尔街不断融资包装……”
“照你这么说来，大不列颠也可以？”
“大不列颠不行，因为大不列颠是个民主政体，不会允许一个企业集团横跨多个经济领域，不会允许一个企业控制国计民生，更不会允许这个企业集团染指国家政权，所以我们的财团和企业都是一帮又一帮的，彼此对立而又相互制衡，这是监督的有效手段。”胖子笑道，“他这个联合集团连股东大会都没有，董事会也不存在，除了齐亚诺就是一个安东尼奥，谁来监督和制约他？”
“但他没犯什么错误啊……”
“你怎么知道他没犯错误？”胖子反驳道，“就意大利这种体制，就算是他犯了错误会被揭『露』出来么？他是完全受政权包庇的，所以他要一个劲吹嘘政权体系的优越『性』，吹嘘三面旗帜的英明——这还不是他自己发明的政治观点，他是在变着戏法说自己英明。”
到这里，这两人的身份已呼之欲出：胖胖的男子叫温斯顿·丘吉尔，英国名门之后，在一次大战时出任过海军大臣，后来又出任过空军大臣、陆军大臣、殖民地事务大臣等多个显赫职务，1929年5月英国再度举行大选，这次选举中丘吉尔本人虽然险胜，但保守党和自由党在全国范围内惨败，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工党『政府』重新执政。丘吉尔被迫离开『政府』出于下野状态，他在议会中除批评『政府』提出的印度自治方案并决定与国大党谈判外，大部分时间用于写作，包括已在连载中的《世界危机》以及《我的早年生活》，还有一本关于祖先马尔巴罗公爵一世的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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