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把世界划分为四大文明区：即东地中海文明区，包括埃及、巴比伦、亚述、腓尼基、希腊等；南亚次大陆文明区，包括印度及其周边地区；东亚文明区，包括华夏、南鲜、北朝、扶桑、越南等；中南美印第安文明区，包括玛雅、阿兹特克、印加等。
在人类历史的不同时期，存在着若干个文明与科学的中心。以这些中心为内核，出现了若干文化地理板块，叫做“文化圈”，即由主要文化特质相同或相近、在功能上相互关联的多个文化群体共同构成的有机文化体系。由于不同民族、国家、地区间“文化位势差”的存在，导致先进文化自然向相对落后的一方传播，落后文化一方主动地汲纳、消化先进文化。前者称为“内核文化”、“原型文化”和“辐射文化”，后者称为“外缘文化”、“变型文化”和“受容文化”。两者的统一，就形成了文化圈。
所谓东亚文化圈是指历史上受华夏及中华文化或汉文化影响、过去或现在使用汉字、并曾共同使用文言文作为书面语、受中华法系影响的东亚及东南亚部分地区的文化、地域相近区域。东亚文化圈的基本要素为汉字、文言文、华夏式律令制度与农工技艺、道教、汉化佛教。这些要素给东亚诸国的语言文字、思想意识、社会组织结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深刻影响。因此才会在东亚地区，以华夏为中心，形成了一个东亚文化圈。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华夏的汉服，在传入到南鲜和扶桑后，就分别形成了韩服与和服两种不同的服饰。
中华文化的发生期，大体是在与东亚文明区以外诸文化相隔离的情况下独立完成的，其文化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和自主性。中华文化的发展水平在相当久远的历史时期领先于东亚诸国，产生出巨大的文化辐射力。
中华疆域相对封闭的格局为中华文化提供了独立发生、发展的地理前提。这使中华文化较完整地保留民族传统，前后递进，绵延不绝，也使华夏人染上了“自我中心主义”的痼疾。近代以后，国人逐渐走出闭塞状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总算是加快了走向世界的步伐。
中华文化的思想基础和核心是中华哲学。
战国时期，道、儒、墨、法、名、阴阳、纵横百家争鸣。秦代尚法家，又盛行神仙之术。
汉初，道学盛行，“无为而治，休养生息”成为国策，后来汉武帝时儒学开始盛行，并逐渐定于一尊。六朝隋唐时，道儒释并举，有时释道居先。
宋以后理学对社会上层的意识形态曾长期起支配作用。理学以儒为表，释道为里，熔三者于一炉。
近代以后，中华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华夏传统文化也取得了新的形式，增加了新的内容。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道学、儒学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儒道的结合构成了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核。
中华古代思想家重视人的问题，认为人们之间有一种共同点，即人性，人性也就是道德性。老子认为人要返回自然，如“婴儿”一般，而孔子把人性解释为“仁”，孟子解释为“仁、义、礼、智”，荀子解释为“义”。道家强调道法自然，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认为人不尚贤;而儒家强调人的终极目的或人的价值就在于道德人格的自我实践，并从个人道德扩及家庭、社会和国家，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一上榜那些一切的一切，其实都似有似无若即若离的影响着整个东亚文化圈。
华夏、南鲜、扶桑，都具有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但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中华文化对南鲜和扶桑都有很大的影响。近代以来，扶桑经济率先发展，在错误的扩张政策主导下，在20世纪上半叶发动侵华战争，三国都遭受了巨大的创伤。1965年6月，南鲜和扶桑邦交正常化。1972年，中日也实现邦交正常化。1992年，中韩建交。三国经济文化往来日益密切，对东亚地区的和平与世界经济的繁荣都有很大贡献。
这种影响，在文化领域尤其明显，就好比说扶桑的漫画界，大拿无数，经典层出不穷，但仔细解读的话，这些经典作品里，似有似无的，其实都存在着华夏文化的影子。
南鲜人在日常生活里的各种行为举止，也都充斥着华夏的影子，所以说，卡梅隆让杨明珏研究两国电影，绝对是没有错的，因为三者，本就是一体的。只不过华夏是本体，扶桑和南鲜是分出去的枝杈。
现在也该聊聊南鲜的电影了。
伴随韩剧和整容，韩流“入侵”华夏已经好多年了。几年后，“撞脸小沈阳”的都教授几乎在我们的电视、网络、公车站盘踞了一整年。而几年前，一部《我的野蛮女友》让我国普通观众第一次见识到了南鲜电影的超高人气。
从数据到口碑，似乎一切都在提醒我们：这个只有4980万人口的国家，他们近年来在电影及其产业上的发展如此令人瞩目，他们赢得来自本土观众的好评和票房，他们在开放的电影市场里依然能够自信地匹敌好莱坞大片，他们还尝试撬开其他国家和地区更多消费者的钱袋和金口。然而，每一部“千万观影人次”的影片都不是轻易完成的，它背后是南鲜的百年电影史。同样是百余年影史，同样正飞速发展，也许简单审视一番南鲜电影发展历程，我们也能受到些许启发，进而更准确地看清楚中国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