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放晴，天气闷热，蝉鸣喧嚣。经张会计的引领，没费多大功夫顺利地走完八家。
本村要调查的最后一名学生是张治国，也是此站之行最令人心痛和心酸的一家。他家位于村外半山坡上，四周用篱笆圈成小院，显得特别荒凉。院内有一个用茅草搭建敞开着的小棚，棚下是相当简陋灶台，三间窑洞已是满目疮痍，窗户用废旧破烂的化肥袋、磷肥袋等蒙了一层又一层，不知有多少年头。
进了院内，张会计就高声喊道，“我是学校的张会计，二愣子在家吗？”
“张会计吗，他不在，有事吗？”说着从窑洞内走出来一个三十五六岁，穿着破烂不堪，眼睛红肿发直的妇女，看着几个人站在院中，不知两位不速的年轻人从何而来，来此作甚，神色相当紧张，呆呆地愣了片刻。
张会计笑着说，“秀兰在家啊，这是平西来的两位大学生，要了解一下治国接受希望工程救助的情况，不要紧张，他们问什么你就如实地回答好了。”
秀兰惊魂不定，怯怯诺诺地说，“是这样啊，外面也没有树，挺热的，到窑里来吧。”说着就向里让，手忙脚乱地从床底下拉出三张小凳子，用上衣角蹭了蹭灰土，放在三人面前，然后双手下垂站立一旁。
室里面黑乎乎的，收拾的倒很干净整洁，除了几张破硬板床外，几乎没有任何像样的家具，如果加以估价的话，全部家当不值二百块钱。看着秀兰紧张的表情，武效军担心伤了她的自尊心，伸手拉过凳子不管脏不脏，一屁股坐了下来，白玲燕看出他的用意，也没有任何讲究，直接坐了，张会计不停地摇着蒲扇站在门口。
白玲燕面带笑容看着秀兰，轻声细语地说，“嫂子，不用紧张，我们来也没有别的意思，是按照县里的要求实地了解一下你们家的情况，看能不能给以更多的帮助和照顾。”
秀兰看着两个年轻人笑容满面，态度很随和，说话比较客气，不像是乡里的计生队、收缴提留款，来势汹汹盛气凌人土匪般的工作组，警惕戒备害怕之心缓和许多，双眼直盯盯地看着地，小声试着问道，“你们要问什么？”
武效军满脸微笑道，“嫂子，不要害怕，把你们家的情况说一说就可以啦。”
秀兰突然蹲在墙根，哭了起来，悲悲戚戚地说，“治国弟兄三人，两个哥哥在镇中学读初二和初一，治国在村小说四年级。”
白玲燕问道，“他们三兄弟学习用功吗，成绩怎么样？”
秀兰说，“这哥仨上学可用功啦，成绩特别好，在校表现一直优秀。学校老师都很喜欢他们，亲戚邻居看他们家可怜，也时常给予接济和照顾。不但如此，村里学校也给治国申请了希望工程救助，才使三个孩子能够不至于提前辍学，安心读书。”
武效军说，“看到你家里的情况，十分让人痛心，为什么别的人家情况比你们要好得多呢？”
秀兰长叹一声说，“我和孩子他爹都是地地道道老实巴交的农民，家里的几亩农田大都分布在难以长出好庄稼的地方，风调雨顺的年景还好些，一遇天旱，收成就会明显减少，有时辛辛苦苦干一年所见的粮食连基本口粮都难以满足。”
白玲燕说，“这儿矿比较多，闲的时候可以去做做工，挣点钱贴补家用，也不至于现在这样吧。”
秀兰眼神恍惚地看着两人，无奈地说，“以前我们家还能将就着过得去，生活过的还算可以，就是在治国出生的时候，正值麦收季节，不到两天我就到地里割麦子去了，反倒落下一身妇科病，这些年，我们亲戚邻居到处借钱，变卖了家中所有能够换钱的家当，到县里去平西四处求医也未能彻底治愈，天天吃药。孩子他爹没日没夜的做工挣钱，也抵不上我这无底洞。”
武效军说，“除了吃药和孩子上学之外，你们还有别的支出吗？”
秀兰说，“多着呢，近年什么计划生育罚款、提留款、修路费、改灶费、五保费、建校费、广播费等等名目繁多，三天两头上面都有摊派，稍慢一点交，工作队不是牵牛就是拿东西，如果不让拿，派出所就抓人和打人，人人都害怕。两年前，我家还养了一头大母牛，每年生一头小牛犊，也能卖个千儿八百的，后来被乡里给牵走卖了，只给我们一百五十块钱。连买只山羊都买不到，别说买牛了。”
听着秀兰说的这些，武效军心情十分凝重，立即想起去年在老家发生的一件事。
乡村干部到邻村七十多岁的老头老太太家收计划生育费和提留款，老两口不解，都已经是该死的人了，咋还交计划生育费，用这钱计划谁呀，就拄着拐杖拿着一沓冥币去找工作组，工作组人员一看全傻了脸啦，有个乡里干部凶狠狠地说，“你们这是在糊弄鬼呢，到底安的是什么心。”
老太太不以为然地说，“俺老两口就是给小鬼送的钱，只有小鬼才会向我们这些棺材瓤子要钱，你们说不打发小鬼打发谁呢？”
由此可见，各地情况是大同小异，村委、乡委、计生委这三座压在农民头上的大山，让农民喘不过气来，不少村干部家楼瓦雪片，堂堂皇皇，和村民恶劣的居住环境和艰困的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可见一斑。
武效军说，“我们几天也看到，不少孩子因为家里条件差而提前辍学，你们家这么困难，有没有打算不让孩子去上学，给别人打打杂干点零活，多少挣上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