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酒足饭饱，计议着该去黄家现场看看了。
张胜利心虚地说：“蒋所，陈叔，我就不去现场了。”
蒋道坤道：“张老师，我理解你的心情，毕竟是自己的学生出了这种事情，光听了都难过，更别说目睹惨象了。但事已至此，活着的人还是要坚强点，起码你去看看，对我们排查死因可能有一定帮助。”
张胜利更紧张了，但找不到拒绝的理由，两只脚不听使唤地跟着众人往前走。
黄家在寨子后山腰，距离陈禹门家还有点距离。
路上，王子衡凑到陈禹门跟前，向他打听陈同升的情况。
陈禹门眼睛一亮：“怎么，你们认识？”
王子衡说：“以前我在省台工作过，跟陈导也算是同事，听说他离世，我们这些后辈都挺惋惜的。”
“惋惜个屁啊！”陈禹门嗓门儿大了起来，“一个不孝子，死了才是社会之福！”
“陈导究竟做了些什么啊？”
陈禹门叹了口气，缓缓说出原委。
从陈禹门家往东走三四百米，就是族兄陈禹祥的房子。那是一间低矮倾颓的老瓦房，破门倒壁，冬天灌风，夏天漏雨，如今无人居住，更显破败。
三十多年前，已经年近不惑的陈禹祥从外面抱回来一个孩子，他说，孩子是他去赶场时，在羊角街边捡到的。
陈禹祥夫妇不能生养，捡回来一个胖儿子，自然当做金疙瘩疼着护着。他们给孩子取了名，叫陈同升。
陈同升打小聪明，高考后以优异成绩进入传媒大学深造。这可是陈家寨有史以来走出去的第一个名牌大学生。
陈同升金榜题名的那年暑假，陈禹门亲自操持，在寨子里办了三天流水席，以示庆贺。作为陈氏宗亲，大家都替陈同升的出息感到骄傲。
然而，去首都念书之后，陈同升对待父母的态度却有了明显转变。
陈禹祥夫妇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没有文化，日子过得苦哈哈，从小对陈同升除了溺爱，再也找不到其他的教育方式了。久而久之，这孩子便养成了一种坏毛病：挑肥拣瘦，且不懂得尊重长辈。
亲友们觉得孩子小，人又那么聪明，跟着爹妈吃了很多苦，也就都不忍心苛责他，心想着长大懂事了就好。
哪知念到大学的陈同升却变本加厉，回家来动不动就嘲笑家里寒酸，父母没用。陈禹祥夫妇心里虽然难过，但哪舍得责骂宝贝儿子半句？
后来发展到，只要心里不爽，陈同升轻则辱骂，重则殴打父母。族人们看不下去了，决定由陈禹门出头，好好跟孩子谈谈。
陈禹门将族人们隐瞒了二十多年的秘密告知陈同升，说明了他的出身来历，目的也无非是想唤醒陈同升的良知，让他懂得感恩。
谁知陈同升得知自己的身世后，联想到自己从小到大吃的苦头，以及因为没有经济背景而不能留在首都出人头地，顿时恨得牙痒痒：“没钱没出息还学人家养什么娃？当初就不该让这两个穷鬼捡我回来！”
陈同升从此不再过问父母，一个人在外面闯荡。
乡亲们都听说他在省城混的不错，在电视台当了导演；他自己悄悄成了家，老婆孩子都在汤山县城，据说过着小康生活。
只可怜陈禹祥夫妇，白白将陈同升抚养长大，到头来别说养老送终了，人家连认都不认他们。
两个老人只会在土里刨吃食，大半辈子，那点少得可怜的积蓄全花在了对陈同升的培养上，如今垂垂老矣，贫病交攻，哪里还能自己养活自己？
陈禹门也没想到跟陈同升交心换来的是这么个结局，心中惭愧不已，所以平时就数他接济族兄最多。可是大家都是乡下种庄稼的，日子一样紧巴巴，谁也不能一直当别人的救苦菩萨。
终于有一年，陈禹门打听到陈同升要回县城小住的确切日期，于是告诉陈禹祥，进城找儿子吧，不管怎样，养了这么多年，饭钱也该还吧！陈禹祥进了城，陈同升做得更绝：“我吃了你家二十多年的包谷饭，以后，我每年还你们一百斤包谷！”
当天，陈禹祥背着百把斤包谷回了家。寨子里人听了，没有不气愤的。
这陈禹祥夫妇人虽老实，却很有骨气，想着老是吃亲友们的救济粮，心里边也过意不去，一声招呼没打，就进城当背篼去了。
“快七十岁的老家伙了，还能卖什么力气啊！”陈禹门老泪纵横。
没两年，陈禹祥就累死在送货的路上。他老伴儿送走老陈，又继续提起背篼，一次次背起沉重的生活，奋力前行。
“政府不管吗？不是有低保、有精准扶贫吗？”王子衡难以置信。
大家都沉默了。
陈禹门低头哭泣，蒋道坤双眼迷离，每个人的脸上都似乎有着复杂的表情。头顶的夜空黑蒙蒙一片，不知何时才能出现曙光。
黄三妹的家终于到了。
三间快要坍塌的木房，石瓦将正屋的东南一角压得歪斜，几根绷得笔直的老化电线从房梁中穿出来，连接着屋外瑟瑟发抖的电线杆。
几个大胆的老人蹲在门口抽着旱烟，乡亲们临时借过来的大灯泡发出白惨惨的光，照耀着屋子里的人间惨象。
一进屋，一股浓烈的农药味道便钻进鼻孔。
简陋的厨房里，土煤灶上还搁着油锅，锅里的洋芋块已被炸得枯黄，炉灶边蜷缩着一具女孩尸体，面目全非。不用说，这就是黄三妹了。黄三妹的右手边，是被喝去了半碗的百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