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书我们说到彭城王元勰在接收寿阳地区建立扬州后，立即放弃兵权返回首都，上书皇帝辞去大司马兼司徒的职务，请求回到定州做他的地方刺史，安度晚年。但是皇帝元恪没有准奏，把他的这个六叔留在首都，继续辅政。
但俗话说得好，龙生九子，子子不同。彭城王元勰志趣高雅，但是他的二哥咸阳王元勰却完全是另一种做派。史书记载，帝国太尉咸阳王元勰作为“六辅臣之一”，不喜欢打理政务，骄奢淫逸，贪得无厌，干了许多违法之事。有一次，元禧派遣自己的奴仆到领军于烈那里要一些专门为皇帝担任警戒护卫任务的羽林虎贲，以便出入之时为自己担任护卫，这就好比一个总理级官员直接向老大索要中央警卫局的一个排为自己护卫开道是一个道理，这可真是胆大包天。领军于烈（中央警卫局首长）没有客气，直接对来人说到：“我身为领军，只知道负责皇帝警卫的事情，没有皇帝诏命，我不敢违反规定，私自给予。”
元禧不肯罢休，再次派出奴仆说到：“我是当今皇帝的叔父，身为辅政大臣，有所需求向你提出，这和皇帝的诏令有什么分别!？”听闻此话，于烈立即严厉的说到：“于烈我并非不知道王爷您的高贵身份，但是您怎能违反规定，一而再再而三的派遣奴仆来索要羽林！您可以要去我于烈的脑袋，但是想要羽林却一个也得不到！”元禧于是恼羞成怒，利用手中权力任命于烈为恒州刺史，但于烈不愿意离开中央，声称有病，回家避祸。
而此时，于烈的儿子于忠在皇帝身边担任贴身侍卫，于是于烈通过儿子向皇帝元恪“打小报告”，说到：“各位王爷专横恣意，内心不可看透，最好早一点把他们废黜掉，由圣上您亲自临朝听政。”元恪的七叔北海王元祥也暗地把元禧的劣迹告诉元恪，并“搂草打兔子”说彭城王元勰深得人心，也不宜长久辅理朝政。元恪听后，深以为然。
看史书记载，感觉元恪是受到于忠等人的劝说才受到影响，其实这应该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如果元恪本身对元勰以及元禧等人充满信任，就不会盲目听从于忠等人的劝说，至少会找到元勰去咨询和核实，而元恪却没有这样做。这里面表现最为滑稽的是北海王元祥，他绝对是被或有的利益冲昏了头脑，此时在北魏的朝堂之上，皇帝“削弱王爷势力，扶持外戚参政”的心态已经很明显了，元祥作为“王爷党”一员，却给二哥元禧和六哥元勰“垫砖”，殊不知唇亡齿寒，元祥天生的王爷身份，又怎能那么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
果然，元恪命令于烈率领“中央警卫局”的精锐侍卫60余人，到元禧、元勰、元祥府上传达旨意，“护送”三个辅政王爷到皇宫召见他们，其实就是赤裸裸的武装押送。元恪在皇宫大内见到他的这几个叔父，说到：“我依靠几位叔父辅佐朝纲，不知不觉已经三年了，如今我已经长大成人，既然叔父们以前多次要求归政，殷勤谦逊之意不敢拂逆，从今天起，我就亲自执掌朝政，叔父们暂且回到府邸，具体如何安排工作，我会下达进一步的旨意……”于是让元勰以王爷身份回府静养，元勰进位太保，元祥担任大将军、录尚书事。三个辅政王爷瞬间全部被剥夺了实权。
史书记载彭城王元勰听闻皇帝此言，立即感谢元恪到：“陛下孝顺恭敬，仰遵先帝遗照，终于批准我脱身俗务，这真是上成了圣明之美，下遂了微臣我的志向，抚今思往，如何不令我悲喜交集呢？”元勰志趣高雅，感激之情发自肺腑自不必说，元禧和元祥被如此架空，估计此时的心情也是五味杂陈。
公元501年，已经19岁的宣武帝元恪终于自己亲政，但是，史书记载，此时元恪很难自己处理决断复杂的朝政，于是经常委托身边的“近臣”处理事务，于烈被提升为车骑大将军，军政大事都必须参与自不必说，外戚高肇，宠臣茹皓、王仲兴、寇猛、赵脩、赵邕等人从此开始专权，北魏朝政世风日下，逐渐衰落。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说，看以前北魏帝国的历代皇帝，拓跋珪、拓跋嗣、拓跋焘、拓跋浚，哪个不是年纪轻轻就君临天下，干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怎么到了元恪，已经19岁了，还需要“宠臣”“弄臣”的帮助才可以打理朝政？其实这也不能全怪元恪“没能力”。北魏帝国从茫茫大草原逐步发展，如今入主中原，地盘、人口、业态（单一的游牧业态，到复杂的农耕业态）都在不断扩张，治理国家的难度也同时在大幅度提高，让一个十几岁的大男孩打打杀杀、放牧围猎似乎难度还不是很大，但是要管理一个复杂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确实一般人很难胜任。而且，从孝文帝开始，他就一直在冯太后的阴影下接触朝政，等到亲政之时也已经24岁，而孝文帝也把这种“自己把控朝政，不会让继任者（太子）监国”的传统保持了下来，因而使得元恪上台之时，对于治理国家完全是个新手，加之他“忌惮”辅政王爷的威胁，把有能力的王爷们弃之不用，但国家大事还必须有人来做，于是，外戚、弄臣的专权以及祸乱朝纲已经不可避免。
在这些外戚、弄臣中，最有心机和手段的当属宣武帝元恪的舅舅，高丽人高肇，史书记载高肇是个驼背，但他为人相当精明。虽然高肇出身卑微，受到当时北魏上流社会人士的嘲笑和轻视，但这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