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中期，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大地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就象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波及到全国各个角落，一支新的力量也由此诞生，这就是革命小将红卫兵。他们的主流是学生，也有工厂的工人，为了阶级斗争，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了**早日实现，他们宁可停课停工，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中。他们首先斗争的对象就是地富反坏右分子，红卫兵是革命的闯将，没有思想，不计后果，敢说敢做，为了早日清除人民内部的毒瘤，只有这样纯洁的队伍才能充当中国革命的先锋。
在这场运动中，东东的父亲也毫不例外成了斗争的对象，不过他已经做过9年监狱，在形式上多少被照顾了一些，不过象他这种右派分子，必需时常地‘回回炉’，以免重蹈覆辙，这也是组织对他的关心。东东对那天的情景记得很清楚，大清早，一群红卫兵冲进家来，不由分说便将爸爸押走了，剩下的人开始抄家。东东和妈妈对这种事已经不觉新鲜了，他们没有阻拦对方的行动，知道阻拦也没好处，不过唯独使他们感觉惊奇的，指挥这次红卫兵行动的领头人竟是陈兵与郭丽红。
陈兵和白学勤都在海洋研究所工作，他们不仅仅是同事，还是同学，从小到大的好朋友。白学勤在没有结婚之前，他们简直形影不离，而且他们双方的父母也有很好的交情。郭丽红也是很早以前就认识白学勤和高华，而且郭丽红以前还追过白学勤，与高华还做过一段时间的情敌，如今郭丽红与陈兵是怎么混到一块的就无从得知了，也许是革命情趣相投吧。
白学勤被押走后，抄家也没抄出令他们兴奋的东西，陈兵便指挥几个人在屋里地面挖了一个直径一米左右的坑，这才扬长而去。不论对方怎么折腾，高华始终低头不语，也不看他们，她怕万一看出点毛病来，再把她和孩子们连累了。
晚上9点多钟，白学勤才疲惫不堪地回家来。东东和妈妈已经把屋里收拾干净，把地上的坑也填平了。东东见爸爸回来急忙端上饭，他没有发现爸爸有伤，只是脖子后面有一道红色的痕迹，象是被细绳子勒出来的，但他没敢问。白学勤问候过妻子和孩子们，这才放心吃饭。
“爸爸，他们明天还会来吗？”东东问。
“会的”
“那我们出去藏起来？”
“唉――傻孩子”白学勤面对这份天真，只好无奈地说：“你只要照顾好妹妹和妈妈，我就放心了”
晚上睡觉时，白学勤从炕洞里掏出一个纸包，这是他从监狱带回来的，打开纸包，里面还有一层塑料布，再打开原来是一叠从报纸上剪裁下来的文章，每篇都是关于右派方面的内容，他收集这个就是为了能有一天洗刷自己的冤屈，他不认为自己有罪，他把这些东西重新整理一遍装在裤子的后兜里，因为这些东西装在身上反而比放在家里安全。
第二天早晨，几名红卫兵小将照样把白学勤‘请’去，只是态度稍微缓和一些，而且只有两个人进屋看了看，并没有象昨天那样把眼睛瞪得象鸡蛋一样，翻箱倒柜，砸锅摔碗的乱搜一通。
贝贝这几天也不上学了，因为学校的老师不是去斗人，就是挨斗去了，大年级的学生也不知道跑哪儿串联去了，剩下象她这样的小孩只好回家待着。
东东等爸爸走后不久也悄悄跟出来，他没别的目的，只是想看看爸爸脖子上那条痕迹是怎么弄上去的？当钻出胡同走上大街，他不由被眼前出现的新气象搞得直冒冷汗，感觉自己就象一只过街老鼠，只是还没有听见人人喊打的声音，也可能是他这只老鼠太小了，没有被人注意吧。
此刻的大街已经变成了红旗的海洋，所有人都穿着绿军装，戴着红袖章，捧着**语录，挂着**像章，雄赳赳，气昂昂，满脸阶级斗争像。有一些主要街道都被红卫兵守着，检查过往行人有没有戴像章，如果没有不但会被查问，还不能随便通行。各种车辆没有车牌照不重要，但决不能不挂像章，汽车上有，人力车上有，自行车上有，连粪车上也要挂一个。东东左溜右窜朝广场方向走，因为他听爸爸说过昨天就是在广场被批斗的，好在他比较机灵，或者是别人不愿理睬他，总算顺利到达了目的地。
此刻的广场已经人山人海象一锅鼎沸的开水，东东费了好大劲也没有挤进里面，他灵机一动麻利地爬上一棵柳树，站得高才看的清楚，原来人群中央已经临时组织起来一个大型会场，十几名‘罪人’一字排开分别站在凳子上，而且都弯腰90度，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每个罪人脖子上还挂着一块白色的木牌子，上面用黑字写着‘反革命，地主，右派’等内容的标语。他发现那些牌子如果竖起来，哪一块都比他高，显得特别沉重，而连着牌子挂在脖子上的竟是一根细铁丝，他看到这里一下明白了爸爸脖子上的勒痕是怎么来的了。
这时会场中央有人手持扩音喇叭在喊话，所有人都停止开小会，有两名红卫兵小将手持木棍负责给‘罪人’们矫正姿势。
“……各位红卫兵的战友们，伟大领袖**说过，对于那些阶级敌人，反动势力，你不打，他们是不会自己倒的，只有把他们打倒在地，踏上一万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东东认识这个讲话人，对方就是他曾叫过叔叔的陈兵，他看见郭丽红也在场。
“……为了祖国江山一片红，我们一定要把革命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