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光阴荏苒，岁月如梭，和平的时间总是显得那么短暂。转眼，已是开宝四年春。
北宋朝廷靠着增发纸币带来的高速复苏效应，在这三年的和平建设期内让农业和盐铁得到了充分的重建。虽然还需要和南面的吴越保持相当规模的粮食、棉布进口贸易以稳定民生和军需，但是至少军队制造武器铠甲的钢铁，和百姓所需的食盐这两项上基本上可以保证自给自足了——当然了，北宋的国货在成本竞争力上还是比较糟糕的。粮食和棉布的产量低一些，纵然战时被人卡脖子，也无非就是勒紧裤腰带过苦一点罢了，不至于动摇国本。
赵匡胤的三十余万禁军扩军计划也很顺利，原本和李重进数年厮杀带来的军力折扣彻底得到了恢复，在规模上还略有上升。军队的训练和装备也比建国之初和后周世宗时强不少，所差的只是一个实战经验问题，至少有十几万补充进来的兵力没有见过血，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只能指望在后续的战争中历练了。
说完了好的方面，再来说说不容乐观的地方。三年的时间，足够纸币超发带来的通货膨胀恶果爆发了。事实上，哪怕没有吴越人动伪造纸币的念头，光靠北宋朝廷自己的管制，也确实有多倍的纸币超发问题。因为没有保证金，也不给金银承兑，大宋宝钞仅靠政府承诺百姓民商以纸币纳税作为回收保障，以至于到后来有些做政府采购项目较多的富商手中都持有了足够交几十年商税田赋的纸币积压了。
普通平民因为收到纸币的机会少，损失虽然也有，只能靠回到以物易物的经济状态下维持生活——大量的周元通宝，乃至信用质地更好的吴越通宝，都被商家全部窖藏了起来根本不肯花出去。市面上只有成色比周元通宝更劣质一些、因为掺铅过量而发灰的宋元通宝还在那儿维持小额交易。若是民间买卖非要有人按照官价给宝钞支付，便会受到“找不开”的待遇，非要强用，也得至少五六贯钞才能实值一贯吴越通宝足钱的价码，基本上可以说是一年通货膨胀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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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人这边，开宝儿年末攀枝花与昭通的州城、屯田、船厂基本修葺完毕。白石江航运和攀枝花栈道也大半完工，开宝三年开始变把云贵建设的重点全部投入到了修葺昭通以北金沙江上十几处航运险滩。随着攀枝花周遭屯田的建设，玉米等高产作物连续几季的收成便让吴越官方在当地建立起了相当规模的存粮，免去了从云南运粮而来的麻烦，也让将来大军从此出征所需的转运耗费减轻了不少——只不过代价是将来如果吴越军从金沙江偷袭川南，军队就只能以玉米为主食了。
在南线，原先占城国、麻逸国、三岛乃至此前并无政权的吕宋岛，全部变成了汉人屯垦驻扎的熟地，把府县两级的政府统治机构也基本搭建了起来，尽管因为地广人稀，一个县就可以有上万平方公里的辖区、仅数千户民户。吕宋岛的大铜矿也在开宝三年进入产铜增长期，当年出精铜矿数万石、折铜约四五百万斤，让吴越日渐繁荣的商品经济有了充分的硬通货保障。
日南节度使丁部领在成为了老挝、柬埔寨地区实际的最大领主之后，这两年内又拿着吴越朝廷的一部分钱粮兵器资助，对暹罗湾附近领土发动了新的进攻，打败了一部分蒲甘人部落，在后世曼谷一带建起了城市，并烧林伐木在马来半岛上开辟出一条可以从暹罗湾通往印度洋的官道，数年之后，吴越人的西洋贸易就可以避免多走六千里海路绕满剌加了。吴越大海商蒋氏也与丁部领约定，一旦曼谷与马来半岛西侧对应的港口船坞完工，将来定然每年来商船数百艘，如约缴纳商税，令丁部领非常满意这个继续给吴越朝廷在中南半岛上当打手的活计。
东海对面高丽人的下场，也和麻逸国这些npc级别的货色差不多。开宝二年末，随着日军攻陷了平壤，高丽光宗王昭在团团围城被破时，绝望地兵败自杀。随后高丽王朝就只剩下一些旁支宗室零星抵抗，在开宝三年陆续被日军和轮换练兵的吴越军队剿灭。整个朝鲜半岛在两年间遭到惨重的烧杀掳掠，死者近八十万人，几乎占到棒子民族三分之一的人口（当时整个朝鲜半岛人口不足300万），青壮年男性几乎杀光，女人全部掳作新罗婢卖奴。
一开始新罗遗族身份的王大世和金孝恩还不觉得什么，到了后来高丽中央政权完蛋之后，眼见吴越人和日本人依然对游击的义军搞株连屠城，杀戮过重，也就产生了逆反心理，试图反抗。可惜他们完全没有自己的武力，王大世在一次叛乱中被当时轮换到高丽练兵的吴越将领杨继业轻松捏死；金孝恩则被钱惟昱打入冷宫，只是打入冷宫之前，还以金孝恩的名义宣布新罗女王对日本国称臣，并进一步对日本国“纳土归降”。朝鲜半岛地区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存在的历史，从此断绝。
在这个过程中，辽国国内也颇有劝谏南下协助高丽之谏，然辽国正处“睡王”耶律璟在位期间，耶律璟每日夜饮达旦，白日整天宿醉不起，处理朝政日夜颠倒。连宋人在边境的一些威胁都毫不在意，又如何管得着遥远的契丹呢？最终只有东京辽阳府的地方兵马一部试图越境试探，结果在渡过鸭绿江后不久遭到杨继业和源赖光的优势兵力夹攻，不明不白败在“日军”之手，折损两千余人。辽国为了不再多树敌，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