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淙以能吏之名升任临安府通判，自然不会像另一位通判那样，只求能在这个位置上做到退休，但求平安无事而已。他还是希望能够在这个位置上做点什么，以改变临安城内的一些不足之处的。
只是，即便他身为临安府的第三号人物，而上头的知府韩仲通因为还兼任户部尚书，而将府衙的大小事务交给了两位通判，可他想要在这临安城内做点什么，也一样是束手束脚，难以施为。
一方面是临安城现在毕竟是大宋事实上的京城，天子和朝廷都居住于此处，可以说这座城市里发生了什么，都会第一时间落入官家和朝廷大臣们的眼里。一旦事情稍稍出现了波折，不管官家和朝廷都会对临安府施加压力，务求京城人心的安定，这就是临安府事情难做的缘由之一。
另一方面，临安府毕竟是天子脚下首善之都，官府不管做什么也要注意点自己的形象，不可能如地方州县那样，动不动就使用朝廷所赋予的权力令百姓无条件的服从，而不用去考虑什么补偿。昔日东京汴梁想要修一修城墙，为了让城墙下的百姓搬家，还平均赔了每户173贯的铜钱呢。
因此，想要在天子和朝廷大臣的眼皮底下干成些什么，除了施政不能引起太多的民怨之外，就必须手里有铜了。周淙觉得自己勉强可以做到前者，但对于后者却是无能为力。虽然临安府衙因为管理着酒库和城内诸多公房而获得了大量的租税，但是这些租税的大头都用在了宫内的支应和朝廷交办的公务上，真正能够令府衙自由支配的钱粮其实并不多。
所以上任临安通判前抱着雄心万丈的周淙，上任后才发现这临安通判几乎就只剩下了断理都内诉讼的权力，至于其他方面的权力，大约还不及他在州县任官时更自由些。面对这样一个限制重重的职位，周淙也正渐渐感觉疲惫而无力。
不过眼下沈敏递过来的这张图纸，终于激活了他想要做事的心。对于临安城的扩大，他上任之初就已经有所思考，思考的结果也和沈敏差不多。毕竟城北香积寺一带已经形成了一个上千户的集镇，宛如一个中等县城，因此设置了城北厢公事，以管理当地的百姓。
如今的临安城共有十厢，城内有宫城厢、左一厢、左二厢、左三厢、右一厢、右二厢、右三厢、右四厢，等八厢；城外有城南左厢、城北右厢。钱塘、仁和两县在临安府城内的权力，几乎被府衙所侵夺无几，也只能管理下城外的乡村事务了。
因此临安城的扩张，相对来说也就是府衙权力的扩张。可是这种城市的扩张，是需要大量金钱来支持的，于是周淙也只能在脑子想想而已。
现在沈敏递给他的这张城北新城区规划图，除了极符合他的心思之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他，还有置换城内土地以扩张城市的办法。他又不是那些不喜钱粮琐事的清流，在州县时也是办理过诸多实务的亲民官，打破了脑子里的盲区之后，很快就在心里计算出了把城内土地置换出来的大致收益。
这个数值之大，也是令周淙心中大为震惊的。如果不是沈敏还在他面前站着，他都忍不住要起身手舞足蹈，以抒发心中的兴奋之情了。
不过现在么，他还是压抑住了心中的兴奋，保持着平静的语气向着沈敏试探着说道：“按照你这份城北新城区的规划，我倒是还有两个疑问。
第一，这图上的新城区为何要分为工业区和居民区？城内的厢坊街巷之间可早就没了限制，这么做会不会让百姓感到不方便？按照这个规划，府学未必要第一个迁出啊。
第二，既要拆除城内的居民区进行重建，又要对城外的新城区进行规划建设，唔，还要考虑对这片新城区建立城墙以做保卫，你有没有计算过，需要往里面投资多少钱粮？城内这块土地获得的收益足够支付吗？”
沈敏胸有成竹的回答道：“通守，下官以为村落、城镇的形成都是有着其必然的规律的，如果不研究这种规律，只从自己的良好意愿出发去做事，即便想法是正确的，事情也未必能够成功。
乡村的形成，总是和村子四周有着适合耕作的土地分不开的。故农耕民族才会在田地周边定居，聚众而成村落；而游牧民族则是居无定所，逐水草而居住，并无村落之概念。
有了乡村之后，解决了温饱问题的村民必然试图交换另外一些生活所需的物资，比如铁农具、家具等，这便就有了集市的需求。故民谚云：五里一集，十里一市。这就是为相邻村子交换收获和生活物资而产生的，更大一些的人口聚集点。
村落和村落之间的物资交换，以集市为中心。那么东海之盐，蜀地之茶，广南之糖…这些地区的特产想要进行交换，自然就需要更大的城市作为交换中心。因为只有这些大城市才能提供足够的人口，把各地运来的货物进行装卸、拆分运输和再加工，从而把外地运来的商品输送到前面所说的小集市中去销售，并将小集市中收来的本地物产出再运回到城市中来。
所以一座城市所需要的不只是人口，而是能够提供给大部分居民的工作。过去汴梁之所以能够养活百万之民，正是因为汴梁还是天下财货的汇集和交换之所在。所以我们如果想要让城内的居民接受迁移到城外去，就得给他们工作，而不是简单的在城外修筑一间房子。
但是，光有工作也还是不够的，想要吸引更多的人前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