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团”事件发生后，全国舆论大哗。国民党系阁员建议内阁总辞职以明责任，段祺瑞不肯接受，于是他们都单独提出辞呈。
5月11日，国务会议举行例会时，只剩下段一个人出席，有人劝段祺瑞暂时引退。
段祺瑞拒绝自动辞职，他认为如果总统下令免他的职，他本人拒绝副署，这道命令就不能发生效力。他每天照常到院办公，一连用三道咨文催促众议院从速通过对德宣战案。
而国会主张先解决内阁问题，后讨论外交问题。
黎元洪对段祺瑞照常到院办公感到惊奇。他向幕僚们得意地说：“且看他的独脚戏唱到几时？”
5月12日，督军团在倪嗣冲的宅子举行紧急会议，倪嗣冲建议阻止总理辞职以免北洋派解体，在内外问题未解决之前，大家留在北京，并对国会议员继续施以压力。
5月13日，各督军或以同乡关系，或以地方长官的身份，分别设宴招待国会议员，请其维持段内阁并通过对德宣战案。
其实，各督军并不完全都是拥护段祺瑞的，他们只是为了维持北洋派的团体利益，这其中倪嗣冲和傅良佐对段祺瑞最卖气力。
5月18日，北京英文《京报》揭露了中日军械借款的秘密消息。原来日本政府决定以一万万日元借予中国，以聘用日本技师和管理人员主持中**火工业、聘用日本武官训练中国参战军为交换条件。
这个消息传出来，引起了全国人民的震动。对摇段祺瑞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英文《京报》主笔陈友仁在揭露消息的当天被捕。
5月19日，众议院开会，决定推迟讨论外交案。
当晚。督军团又在倪嗣冲的宅子举行紧急会议，倪嗣冲建议对国会再施以压力迫使通过对德宣战案，否则督军便联名呈请总统解散国会；在此项目的未达到以前，各督军相约不离京，以便集中力量，对国会和总统作战到底。
有人立刻反对，这样做是不妥当的。如果总统命令北京军警监视大家的行动，岂不成为政治俘虏而无用武之地。联名辞职也有可能引起一种相反的后果，督军在自己的地盘内以辞职为要挟手段是可以吓倒总统的。在北京辞职，如果总统一概批准而由大家的部下来接任，岂不是自己解除自己的武装，成为手无寸铁的人。因此。不如在总统拒绝解散国会的时候。全体离开北京，回到防地进行反抗。
开完会后，督军团用开快车的方法，呈请黎黎元洪解散国会。倪嗣冲将此项呈文送到国务院，请其转呈总统，徐树铮就在呈文上盖了将军府的一颗大印，另外拟就了解散国会的一道命令，一并送往公府。
当天。总统府传出消息说，总统已经看见了这个呈文。总统认为：各省督军以个人的资格，联名提出解散国会，这不是在轨道以内而是在轨道以外的一种行为了。总统为国家的最高行政首长，没有干涉国会制宪和解散国会的权力，所以对这个呈文不拟批答。
有人问黎元洪，如果督军团一定要解散国会，总统用什么方法对付他们？
黎元洪的回答是：“我抱定了九个字的主意：不违法，不盖印，不怕死！”
5月21日晚，督军团又举行了会议。会议散后，约在11时左右，督军和各省军事代表，乘特备的专车到天津去。
督军团在北京胡作非为，一会儿主张对德宣战，一会儿赞成包围议会，最后又提解散国会，可是有一个最好出风头而又最好发议论的大督军张勋，此时却在一旁不发一言，不做一事。
黎元洪忽然想到了张勋，他认为这个老粗是反对对德宣战的，又是个不愿拥护段祺瑞内阁的，倘能把他拉到自己的阵线来，岂不是可壮声威而寒段派之胆。
同时段祺瑞也看中了张勋，想从他的身上找出绝处逢生的路子来。
张勋却自有打算，之前他是怕徐彦卓插手，所以一直静观其变。说实话，他对徐彦卓还是相当忌惮的。可是后来，他发现徐彦卓并无意插手黎元洪和段祺瑞二人之争，他的心思又活泛了。
对张勋来说，解散国会他是绝对赞成的，驱逐总统亦无不可，可是假若做这丙件事是为了拥护段祺瑞，他却不愿白费气力。张勋想利用府院之争，国会与内阁之争，造成复辟的机会。
张勋早已窥破了督军们的心理，对内阁问题、参战问题、复辟问题一切都无所谓，他们没有中心思想，只以个人权位及地盘为前提。
于是，张勋对黎元洪和段祺瑞玩起了两面手段，对双方均承诺要帮助他们。
黎元洪一直认为张勋本是督军中最不可理喻的人，现在他尚且肯就范，还有那个敢公然造反！同时，他又深信张勋的话说一不二，决非口是心非的人，所以黎元洪下了免去段祺瑞总理的最后决心。
督军团呈请解散国会，国会议员纷纷避居东交民巷和六国饭店，有钱的老百姓都纷纷逃难到天津。
5月23日上午，已经辞职的外交总长伍廷芳出人意料地到了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将三道总统命令发交印铸局发表。第一道命令是免去国务总理段祺瑞的职，特派伍廷芳暂代国务总理；第二道命令是派陆军部次长张士钰暂代陆军总长；第三道命令是派王士珍为京津一带警备总司令。
5月23日下午，黎通电各省报告处理内阁问题的经过。
同一天，段祺瑞通电各省，控诉总统以非法手段免去他的国务总理，不承认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