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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二、为谁流下潇湘去

研制电子计算机可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尤其在电子元器件超级落后的二十世纪初,基本上就是手工作坊,每一个电路都得亲自动手焊接。孙元起估计,没三五年功夫,这玩意儿肯定出不来!

很明显,这种操作性和探索性兼备的工作,正中特斯拉的下怀,教主大人简直是乐此不疲。对于学校的青年学生,这也是难得的锻炼机会,好多人非常积极地参与其中。尤其是刘斌,完全把搭建电路看成是有趣的游戏。通过他,孙元起终于明白,为什么后世中学生总喜欢亲手焊一个收音机了。

尽管孙元起是电子计算机研究的始作俑者,但对于这种搭积木、搬运汉诺塔般的手工活,还是有心无力,只能避而远之,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学部的初创工作中去。

由于孙元起之前曾亲手编写过一套从小学到大学的教材,对于教材审定、课程设计那是驾轻就熟。尤其是科学知识部分,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写出了方案,送到尚书荣庆的案头。荣庆对这些东西自然看不明白,不过知道它对于大清统治并无违碍之处,便轻松放行。麻烦的是国语知识部分。

中国自古至今的官场上,都是屁股决定脑袋。似乎一坐到那个位置上,随便写的几段话,都能变成“伟大精神”、“重要指示”;胡扯几句,都是风趣幽默,不管好笑与否,周围人都得配合着傻乐;脑袋一热,外行就能指挥内行,而且内行还得表现出佩服的神情。如今荣庆就是这样,从刑部尚书改任学部尚书之后,好像立马对新式教育内行了一样。

按照孙元起原先的计划,除了外语,分为语文、思想品德、作文三部分。这是后世常见的分法。荣庆拿到方案之后,终于发现一个可以大展身手的机会,捻起毛笔,便在圈圈点点。等孙元起拿到修改稿之后,几乎是欲哭无泪:

先说语文。荣尚书大笔一挥,改成了“读经”,下面还小字注明:“小学堂学生毕业,须能背诵《诗经》、《尚书》;中学堂毕业,须能背诵《孟子》及《春秋》三传之一种;至于高等学堂,在熟读三礼后,可泛滥于诗词歌赋之间矣。”对于孙元起提到的拼音,尚书大人尤其不满,全部用大笔杠掉之后,边上笔墨淋漓地写道:“《春秋》严夷夏之大防,《孟子》云未闻变于夷者也。吾人焉能改华夏之文字,从腊丁之字母乎?!”

再说思想品德。荣尚书批道:“不妥!不妥!幼童入学,便当授以忠孝仁爱、修齐治平之道。而人伦道德之根本,在《孝经》《论语》二书。此课可改名为‘修身’。”

最后说作文。荣尚书的墨水好像不要钱,把原先的稿子涂了大半,在天头地脚上写道:“学生作文,总须知道起承转合、平仄押韵,故而作文课之内容,可分为古文、骈文、古诗、律诗等种,次第授习……”

照荣庆这么一改,该背的经书一本不少,该写的八股文、试帖诗只是改头换面,这新式学堂的教育和传统经学教育有啥两样?背诵些经典,孙元起倒不反对,可也不能《四书》《五经》一本不少吧!

孙元起婉言劝说了几回,可荣尚书好比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独出己见,一意孤行。来回几次,除了删减一部分背诵内容之外,没有任何进展。孙元起只能让步,把汉语拼音方案作为选修内容,附在外语的后面,总算通过了荣尚书的审核。

本来以为自己的工作已经是最惨了,看到张元济、罗振玉他们来来回回的改动,孙元起终于明白什么叫“德不孤,必有邻”。比如,荣尚书坚持在新式学堂里,每当学期开始、结束以及每月的第一天,必须由校长、老师带领,跪拜孔子;每年皇太后、皇上、皇后、孔子的生日,老师学生也要磕头,行礼如仪。这和过去的教育,完全是换汤不换药!管中窥豹,由此可知清廷以后的其他改革,估计也都是走走形式,敷衍一下舆情罢了!

经过这次的教材审定,商务印书馆的外语、数学、物理、化学、地理、自然等教材全部中选,只有语文和思想品德需要大规模调整。不过按照荣庆的意思,编选倒也不难,无外乎把《四书》《五经》删删减减罢了。在这删减修改的过程中,孙元起免不了又要掺些私货进去。比如内容的选择,尽量避开论述忠君的段子,避开太佶屈聱牙的篇章;生僻字的注音,不用中国传统的反切,而是用汉语拼音。

不过,孙元起并没有为此而郁闷,因为在三月初的时候,薇拉为他生了一个千金,取名“孙念萱”。如今儿女双全,乐得找不着北,哪有时间替摇摇欲坠的清政府当心郁闷啊?

忙完学部这档子事儿,已经是1906年4月。由于去年没有去美国,孙元起心中有些牵挂。在自己和学校的起步之初,美国大学和友人就给了最大的帮助;而且在四五年的来回奔波,早已和和实验室同事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如果自己就这么撒手而去不管不顾,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过意不去。所以,打算请假两三个月,去美国和同事们交代一下以后的研究计划,也好安心留在国内,从事自己的教育和科研事业。可还没想好具体的出行安排,因为一道诏书的突然到来,计划彻底胎死腹中。

那是在四月底的一天,宫里来了太监,在学部找到正在干私活的孙元起。摆足架势之后,才拿出一卷圣旨,装模作样地念了起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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