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杜睿变法，提高了商人的地位，可是他也很清楚，一个制度的建立，并不是那么好改变的，“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在中国传承了数千年的时间，小农经济的模式更是根深蒂固，想要一下子将大唐这个庞大的帝国拉入资本主义时代，领先世界一大步，根本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只不过杜睿的心中也有隐忧，盖因小农经济是大唐的经济基础，而在大唐，农民占整个国家人口的绝大多数，而农业是很脆弱的，特别是自然灾害，战争发生时。
但是现在就极力改变显然也是不合时宜的，纵观历史，每一个统治者也都重视农业，为了使农民生活有保障，极力满足农民简单的生产生活需要，这样自然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农民过的好，国家才有财政收入，有兵役，徭役的充足人员。
可以说重视农业是古代中国封建王朝的立国之本，如汉朝“文景之治”，清初“康乾盛世”都极其重视农业，兴修水利工程，轻徭薄赋。农民问题得到解决，国家才能富强。
可是千百年来，华夏民族农民的问题就没有过得到解决的时候，无论是所谓的黑暗的旧社会，还是新社会，都是如此，利益，只有利益才是最重要的。
言论上的重农抑商，未必会导致实际的效果。而在华夏传统思想中还有一条“不与民争利”，令一些人感到头疼的地方也正在于此，按照一些人通常的观点，比如在汉代反对盐铁官营的儒士，他们明显是鼓吹让私人的商业生产活动有多的ziyou发展的空间，那么应该算作重商一派，但偏偏这些儒士又口口声声的农本商末，口口声声的缩小商业的作用。
然而实施情况却是他们一边在极力的反对国与民争利，另一方面却也在经商，将大把的财富装入自己的口袋，却不愿意为国家缴纳赋税。
而竭力鼓吹商业重要xing，认为商业活动本身就创造财富的汉代名臣桑弘羊，却又偏偏竭力要推行商业国有化的政策，竭力要加强对私人商业活动的管理和控制。
这种理论和政策的矛盾，似乎无法调和。这导致许多后世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学者，本身也似乎出现了jing神分裂。他们在抨击中国重农轻商的传统的时候，不得不把反对桑弘羊的那些儒士的农本商末的言论拿过来做靶子，破口大骂，猛烈批判，以此作为中国落后停滞之根深蒂固的心理传统文化渊源的根据，然而一旦涉及到实际的政策层面，他们却又不得不站到他们刚才还在批判大骂，视为保守和落后的儒士贤良文学的一边，对桑弘羊执行的政策口诛笔伐竭力声讨起来。
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的评价问题，在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上，重农主义获得的评价较高，而对重商主义的好评却并不多。
就拿西方资本主义古典经济学的祖宗英国的亚当.斯密而论，他的思想明显受到重农主义的影响更大，甚至他的经济学说的哲学基础“自然秩序”论，都和重农学派一脉相传。在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第四篇“论证经济学体系”，分析评价各种经济学说和政策主张的时候，“斯密对重商主义的指责是严厉而有力的，因为它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斯密信仰自然秩序和主张ziyou放任方面与重农主义有相同之处”，因此书中对重农主义的批评较为婉转。
再回过头来看汉代时期盐铁论中反映的重农与重商思想，可以发现和西方孕育出来的资本主义崛起时期的重农重商思想却是存在惊人的相似。
比如作为重商代表人物的桑弘羊，他的思想基础和西方的重商主义一样，都是高度重视商业的作用，把商业提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甚至把经商致富和富国当作一回事情：“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致也。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
和西方的重商主义一样，桑弘羊也是高度重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和干预。从榷、均输、平准到改革币值，告缗等无一不体现其对经济控制干预的思想。
再看桑弘羊的反对派，文学贤良们的重农思想，可以发现在基本的思想要点，同西方的重农主义又几乎是如出一辙。首先都是特别重视农业的作用，土地的作用，认为农业是国家的根本，是财富的源泉，而商业从属于农业，并不能真正创造财富，充其量只能转移财富而已。其次又都主张国家不应该对经济进行干预，国家不应该与民争利，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都应该让私人来进行，国家的干预只会破坏平衡，降低经济的效率。
这些观点的相似，并非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内在的必然xing，是两个社会发展到相同的阶段是必然会产生相似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