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给俄、法、奥、意这样的欧洲列强就罢了。败给从前的藩属国和臣属民族这一奇耻大辱却着实令奥斯曼帝国的民族主义者难以忍受，战后不久，谢夫凯将军在前往大维齐官邸的路上被人开枪射杀在车内，民族派骨干、京城军事总督杰马尔立即利用此事为借口。大举逮捕、流放反对派尤其是自由派“新党”人士，事实上建立起陆军大臣恩维尔、内政大臣塔拉特和海军大臣杰马尔这三大军事寡头的军政府统治。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结束后仅仅4个星期，原巴尔干联军中的保加利亚因为对分赃结果不满，悍然对占据马其顿的塞尔维亚和希腊军发动进攻，结果遭到预有准备的塞希联军强力反击。其主力第二集团军八万人被希腊国王康斯坦丁亲率的六个师七万二千人在基尔基斯战役中击败，不久，与保加利亚有领土纠纷的罗马尼亚趁机出击保军背后，两天后，恩维尔指挥的奥斯曼军越过停战线，几乎未受抵抗即收复了被视为帝国第二首都的亚德里安堡，总算夺回了一小片欧洲领土。
这就是欧战爆发之前，被列强蔑称为“欧洲病夫”的奥斯曼帝国充满悲剧的“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历程。
随着“青年土耳其党”中民族派的得势，德国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也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早在革命之前，“青年土耳其党”中的自由派人士就以亲英情绪而闻名。毕竟在拿破仑战争之后俄国与奥匈帝国掀起的对奥斯曼帝国的瓜分狂潮中，全赖英国外交政策和皇家海军的支持，奥斯曼帝国才得以多次免于亡国——虽说与此同时其本身也充当了英国本土与印度之间战略通道的“防护墙”，此外，不少有留学生背景的自由派人士也难免对英式立宪民主充满了憧憬之情。
另一方面，“青年土耳其党”中的民族派青年军官则多崇拜德国：普鲁士军队的雄壮威容与严整纪律，德意志第二帝国宪法中体现的专制主义与服从思想，以及那高度发达的工业与科技……足以令许多不屑繁琐思考、渴求绝对力量、习惯不分场合以军令行事的青年军官们深深陶醉。
新兴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对古老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始于1870年代，由德国银行家投资，修建了从君士坦丁堡到菲利波利斯（今保加利亚普罗夫迪夫）的“东方铁路”。进而经过维也纳与柏林相连通。到1890年代，德国银行团又开始将这条铁路继续向东延伸，企图一直修到波斯湾畔的巴士拉，这就是被英国人视为眼中钉的所谓2b（柏林至巴格达）铁路。此外。在奥斯曼帝国利用全世界穆斯林捐款建造的汉志铁路（大马士革到伊斯兰教圣地麦加）上，所使用的100台窄轨型克虏伯火车头和1100节车皮也全都是由德国提供的。
而在军事方面，早在苏丹马赫默特二世（1826年到1839年）展开自上而下的“坦齐马特”改革运动时，就已经从当时还只是一隅小强的普鲁士王国延请来若干军事顾问，帮助他训练新军，其中就包括一位日后声名显赫的赫尔穆特.冯.毛奇少校。
到1882年。虽然“坦齐马特”运动由于内外压力已经在十多年前寿终正寝，戏剧性的宪政运动也在四年前告一段落，政治上极端保守的苏丹哈米德二世却无法对帝国军事上的落后无动于衷，这时，曾担任苏丹马赫默特二世军事顾问的那位毛奇少校已经成为德国总参谋长，应哈米德二世之请，毛奇派遣了以奥托.凯勒将军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在顾问团和克虏伯专家的帮助下，奥斯曼帝国订购了大量的克虏伯轻重火炮，安置在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的混凝土炮台中，并以现代化手段强化了巴尔干半岛上的一系列要塞。
在1897年奥斯曼帝国与希腊争夺克里特岛的“三十天战争”中，德国军事顾问团训练出来的土耳其新军使用克虏伯大炮屡屡重创希腊军，最终在列强干涉下迫使希腊割地赔款，扬眉吐气了一把。经过这次战争，奥斯曼帝国与德意志帝国之间的联系更趋亲密，次年德皇威廉二世对中东的访问更宣告了两国蜜月时代的来临，除了君士坦丁堡，威廉二世此行还访问了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成为650年前神圣罗马皇帝腓特烈二世以来。首位得以进入耶稣诞生之圣城的基督教君主，并得哈米德二世所赠西奈山下、相传为圣母玛利亚故居的一百多亩土地，可谓风光无限，从此之后。德国军事顾问在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直至最终影响到政府的战争决策。
然而，对奥斯曼帝国感兴趣的，并非只有欧洲列强，早在1907年革命初起之时。遥远的东方，那头传说中的“刚睡醒的狮子”派来的使者就对“青年土耳其党”人表达了异乎寻常的好感，甚至在“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在巴黎筹备成立时便密赠数十万法郎重金作为起事之用。更令“青年土耳其党”中的少壮军官们印象深刻的是，这个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二三十年前还与奥斯曼帝国并列“亚欧两病夫”的东方古国，却在三年前把18世纪以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