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帝都伊斯坦布尔——欧洲各国仍坚持通称其旧名“君士坦丁堡”，以怀已然沦陷五个多世纪的拜占庭帝国千年帝都之古。
濒临博斯普鲁斯海峡，位处欧洲一侧海岸的中华帝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馆，三楼面朝深蓝色海面的阳台上，三十六岁的周树人中校正手捧一叠厚厚的文件，看起来颇为安逸地斜靠在伊斯兰风情十足的躺椅上，头上一顶绣花遮阳伞，嘴里叼了根巴伐利亚烟斗，手旁小茶几上一杯淡青色的薄荷茶，膝头还垫了一本精装硬封皮的《中国——乍一看去难免会让人产生“其实他真正想看的是这个东西”、“这才是他的主业”之类的怀疑吧。
仿佛隶书“一”字的浓密眉毛与胡须，一对单眼皮细长小眼外加一双招风大耳，脱了军帽的头上，平直如墙的额头，头发如钢刷般根根竖起，形象如此硬朗的周树人中校平时生活中却显得过于温文尔雅，只有在写文章时，他才会透过笔尖展示自己异于常人的毒牙。
“……号称匡扶宪政的革命，最后却造就了一个军事独裁政体，所望非所归，理想败于现实，制度败于人心，中外莫不过如是，可叹……又如何？”
毫无压力地喃喃自语之后，周树人单手捏起茶几上精美的镂花玻璃茶杯——鲜绿的薄荷叶子还在杯中打转，抿了两口，清凉沁心，惬意地眯了眯眼，放下茶杯，继续翻阅膝上的文件。
1907年，得到犹太银行家与共济会资助的奥斯曼帝国革命联合组织“统一与进步委员会”首先在马其顿发动了兵变，打出“恢复1876年宪法”的大旗，各地群起响应，连苏丹（伊斯兰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哈米德二世派去镇压的被认为最忠诚可靠的安纳托利亚部队，也在途中倒向了革命。无奈之下，曾亲手扼杀了三十年前宪政运动的哈米德二世被迫宣布帝国宪法再度生效。
然而，“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原本就是由许多政治反对派杂乱拼合而成的组织，欧洲人虽然把主张社会改革理念的所有奥斯曼革命组织都笼统地成为“青年土耳其党”。实际上并不存在这么一个有组织的“党”——正如中国辛亥革命前后统称的“革命党”一般，构成“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主要是接受了西方现代化教育的少壮派军官为主的“奥斯曼自由协会”、“祖国与自由运动”，以及留学生、流亡政治家为主的“奥斯曼同盟”。在发动政变之前，这个组织就已经分裂成了两大派：侧重民族主义的民族派和侧重民权平等的自由派，民族派自身亦包含不考虑民族的“奥斯曼国家化”、只考虑穆斯林民族的“伊斯兰化”、以及由土耳其民族掌控一切的“突厥化”。政变后最初掌权的两位大维齐（相当于宰相或总理大臣）属于自由派。但他们很快由于民族派的一系列攻击而被迫辞职，在握有“首义之功”的第三集团军青年军官的支持下，民族派的侯赛因.希米尔出任大维齐。
政变之后，保加利亚大公斐迪南趁机取消对奥斯曼帝国的臣属地位，自立为沙皇，而奥匈帝国也借此机会正式吞并了之前仍在名义上尊奉奥斯曼帝国为宗主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帝国面临严峻的边疆危机，进而引发了“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内部纷争，以及民族主义者的不满。1909年，驻扎首都的第一集团军中的阿尔巴尼亚族士兵发动暴乱，他们与神学院的宗教学生一起冲击议会大厦。杀死警卫人员，要求依靠作为伊斯兰宗教领袖哈里发的苏丹，建立伊斯兰神权统治，立即得到了哈米德二世的支持，他答应了暴乱者的所有要求，赦免了暴乱参加者，撤换了大维齐和大臣们，但他没有想到的是，“青年土耳其党”人很快就发动了反扑：驻守马其顿的“第三集团军”组成“救国军”进军首都，两天内便轻易平定了暴乱。随即以议会的名义将还没高兴几天的哈米德二世废黜，由他65岁的异母弟弟继位，是为穆罕默德五世。
新苏丹平庸软弱，任由“青年土耳其党”人摆布。而“救国有功”的民族派军官借此实际控制了“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和国家政权，替换了所有的宫廷官员和政府官吏，推行一套比哈米德二世时代有过之而不及的中央集权专制政策，他们对帝国的非突厥民族穆斯林臣民如阿拉伯人、阿尔巴尼亚人、库尔德人强制推行突厥化的政策，同时取消了基督教臣民原有的一切自治权利，引发了各民族、各阶层的日益不满。自由派军官更组成了一个名为“新党”的政治组织，对当政者的各项方针政策予以严厉批评，得到了相当一部分“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支持。
1912年7月，由于在意土战争中屡战屡败，执政的民族派内阁在兵变威胁下被迫集体辞职，自由派内阁上台，然而接踵而来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却导致了奥斯曼帝国军事上的全面崩溃：为了同意大利争抢胜利果实，希腊、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黑山诸国组成巴尔干联军突然从巴尔干战线发动进攻，联军有七十万之众，而正在向意大利求和（最终向意大利割让了利比亚、罗得岛和爱琴海东南的多德卡尼斯群岛）的奥斯曼帝国只能投入三十二万五千人，战争爆发后仅仅20天，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领土几乎全部沦陷。
随之而来的和平谈判中，当自由派内阁最终被迫决定接受巴尔干同盟的割地要求时，以恩维尔为首的民族派军官在首都发动了政变，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