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戈春生决不离婚
戈春生的母亲邱丽珍在床上已经躺了十多年。当年，她是区长，戈泽其还只是区政府助理。大革命风起云涌时，邱丽珍参加“天派”，戈泽其是“地派”，两派针锋相对，矛盾越演越烈，互相指责对方是保守派，终于爆发了一场颇具规模的武斗。戈泽其和邱丽珍原本是一对恩爱夫妻，分别参加对立的造反派组织后，白天他们分别在各自组织大表忠心，向对方猛烈开火，晚上回到家依然卿卿我我，毫无保留地交流“革命情报”。遇到观点分岐时，也会有争执，最后总是以戈泽其俯首称臣了结，正应了一句俗话：“公鸡打架头对头，夫妻吵嘴不记仇。”
后来，上面宣布，天派地派都是革命派，要大联合。但实际掌权的是地派。戈泽其在两派斗争中崭露头角，地派决定让他参加三结合领导班子，但有个条件：要他在清理阶级队伍斗争中站稳立场，和天派老婆划清界限，揭发她反对革命路线的罪行，目的是排除邱丽珍作为天派代表进入革命委员会的资格。
戈泽其犹豫了好几天，终于背着邱丽珍写了一份揭发材料，并且提出离婚。其实，这是地派的“锦囊妙计”：借此把邱丽珍当作“极端分子”清除，以打击天派，凸现地派一贯正确的革命形象。邱丽珍随即被批斗，忍受许多凌辱仍不肯承认错误，为了避免连累戈泽其，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她还有一线希望：天派和戈泽其会出面解救。后来天派明明白白告诉她，他们无能为力，检举揭发者正是她的夫婿、革委会成员候选人。邱丽珍犹如五雷轰顶、万念俱灰，当晚就跳楼自尽，人虽未死，却已成为植物人。戈春生对父亲的行为颇为不齿，返城后就把母亲接出来另住，专门请人照顾，以表示对父亲的抗议。
读书时，邱丽珍对贾雯雯非常怜爱，有过诸多照顾。出事后，贾雯雯感慨万端，常来探望。她之所以肯与戈春生同居，除了报答他的救命之恩外，还从他孝顺母亲的举动中看出他“性本善”的一面。
起初，雯雯去戈春生家时还是躲躲闪闪的，生怕被人看到。后来便习以为常，大摇大摆地进进出出，仿佛女主人一般。
对门的邻居钟二嫂看不过去，跑到厂里来告状。不过，钟二嫂也说了戈春生有个植物人母亲的事，贾雯雯对邱丽珍的照顾挺好，跟余小瑛一样细心。
粟本佑道：“戈春生这个人已经不可救药，我们工会的职责是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对于已经死去的婚姻，我们的责任是尽快把小余解救出来。工会费主席也同意我们车间分工会的意见，支持余小瑛的离婚要求。等小余出院后，马上着手解决。”
乔正清道：“这样最好，长痛不如短痛。我只是担心戈春生未必会爽快地答应。”
粟本佑道：“我们一起做工作吧。”
伤筋动骨一百天。余小瑛在医院住了三个多月，基本痊愈，可以回家调理。余小瑛的妈妈康秀兰要女儿回娘家休养，余顺利点头，但是一言未发。
康秀兰埋怨道：“我早就看出戈春生不靠谱，可你硬要把小瑛塞给他，好象女儿嫁不出去似的，你到底安的什么心？”
余顺利拧着脖子。“女人家懂什么？”
余小瑛愤愤不平。“我到现在都搞不懂爸的心思，你对周国良有啥不称心，偏要逼我嫁给那个小流氓！。”
余顺利面红耳赤。“那也是没法子的事，可是要我跟姓周的结成亲家，除非我见了阎王！”
康秀兰道：“你跟周建兴到底有什么过不去？以前好得象一个人，后来又成了冤家对头？”
余顺利垂头丧气。“有些事情你们还是不知道为好，如今事已至此，我也无话可说，小瑛要离就离吧！”
余小瑛伤愈出院的消息由栗本佑通知化纤厂工会倪主席，倪主席再转告戈春生。戈春生若无其事地“嗯”了一声，一句话都没说，也没有去医院接。双方的厂领导都认为他做得太过分，缺乏最起码的道德。可是他们都无能为力：戈春生的父亲是市委副书记戈泽其，他都没有发表意见，其他人还能说什么？
余小瑛回娘家后，车间同事都去探望过，周国良依然不敢踏进余家的门。三个多月没见到余小瑛的面，他整天想入非非，心痒难熬。憋得他头昏脑胀透不过气来。他对戈春生的愤怒达到顶点，恨不得马上找人偷偷地把他教训一顿。
周国良连行动的细节都想好了：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和几个朋友躲在戈春生家附近，然后打公用电话把戈春生骗下楼，他们立刻冲上前去，用黑布袋套在他的头上，接着一阵拳打脚踢，最后扬长而去，自始至终都不说一句话。戈春生抓不到任何把柄，即使怀疑到他周国良身上也苦无证据，只能哑巴吃黄莲。
这一招是从电影里学到的，虽说老得掉了牙，还有点下作，却是周国良这种无权无势的平头百姓唯一能出口恶气的妙招。
周国良约了几个穿开档裤时就在一起玩的老同学商量，请他们献计献策。
鼻涕王道：“戈春生不是好东西，我早就看他不顺眼。癞子你就下令吧，要我们怎么干？”
周国良小时候生过几个月头癣，鼻涕王不失时机地礼尚往来，回赠他“癞子”雅号。其实，如今的周国良满头乌发，一表人才，否则怎敢和余美人“门当户对”？
白面书生道：“稍安勿躁，打黑拳这种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