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刘宗怡本人，并不觉得娶一个风尘出身的寡妇，就如何丢人，这从他为了妻子不受闲言闲语的困扰，亲自向太宗皇帝请封诰命便可以看出来了，而且除了谢氏之外，他一辈子，也没有另娶过妻妾。
谢氏本人也非凡俗，她精于书画，尤其擅长画牡丹，被她画出来的牡丹栩栩如生，据说连蜂蝶都流连不去。
终其一生，夫妇二人恩爱有加，鹣鲽情深，令人欣羡。
但因为谢氏的出身问题，使得许多人，尤其是崇拜刘宗怡的文人，在评价刘宗怡一生时，总是有意无意将谢氏隐去，避而不谈，实在避不过去了，这才轻描淡写一语带过，简略得不能再简略，仿佛多提一个字都是玷污了刘宗怡，玷污了自己。
这次修史，沿用的是纪传体断代史的方式，分本纪、志、列传、表等，由于他们现在史料不全，并没有一项项按顺序来修，而是就手头现有的史料先进行撰写，与帝王有关的本纪还未完成，又要开始进行撰写志与列传部分，因类分传，刘宗怡自然是当仁不让的前几位。
为刘宗怡一生立传，不唯独这一次，早在前朝刘宗怡死后，就有无数文人为他写传记，其中多有溢美之词，但总的来说可信度还是很高的，因为与刘宗怡有关的史料比较齐全，很多还是见诸于官方，想编造也无从编起。
譬如刘宗怡的妻子，就明明白白地记载着：妻谢氏，易州人士，父母早亡，占籍教坊，曾嫁易州李氏。
孔道周与他人争执的重点正在于此：不少人都觉得，刘宗怡一生堪为文臣楷模，这样一个人，最好是不能有道德污点的，而且修史修史，修的就是一个盖棺定论，都说为尊者讳，这种无伤大雅的细节，最好干脆不提，也就是隐去刘宗怡的妻族这一节，要么就简单提一句“妻谢氏”也就完了，没有必要将他老婆的过往来历都写进去，没的侮辱了先贤。
持这种观点的有郑敦谨，袁臻等，同样也是当世知名的学者，他们能够集合在这里，不单单是被徐澈所延揽，更不是因为徐澈的名气当真已经大到感天动地的地步，而是因为他们跟孔道周一样，的的确确想认真地为前朝立传，修一部完整的前朝史。
现在战火频起，谁知道现在还存在的史料，过几年会不会被湮灭在战火中，好不容易有人组织修史，自然要先趁着有些史料还没有被摧毁之前，将史书先编撰好。
如此一来，后世人再读到前朝那一段历史时，就不需要四处找资料，而可以直接翻阅这一部前朝史。
可以说，虽然顾香生他们起初提出修史时，或多或少都带着扬名立万的功利性目的，孔道周他们答应修史，同样也有那么一丁点小私心，希望自己的名字能够留于青史后世，纵然不能当太史公，起码也是个班孟坚。
但所有人更大的愿望，则是希望那一段历史，能够流传后世，让后人在了解前朝的时候，不需要四处查找材料，而能够从这部史书中，读到完整的前朝史，更以史为鉴，使得这部书如《史记》《汉书》那样，成为后世史书的典范。
这里没有一个伟大的人，但他们却在完成同一件伟大的事情。
不过就刘宗怡的问题，迥异于其他人的观点，孔道周却提出，即便这是刘宗怡的“污点”，既然有资料可查，而且这资料来源十分可信，就应该原封不动，一字不漏地记载进去，若只一味讲究“为尊者讳”，那么这部史书即使成了，也不可能被后世引为经典，反而可能变成鸡肋。
然而郑敦谨，袁臻等人却与他激烈辩驳，觉得这种细节可有可无，即使不记载，也算不得什么，根本不会妨碍刘宗怡一生的完整性。
两方人马争执不下，正好顾香生与夏侯渝二人自外头走进来，孔道周眼尖，当即就把两人喊过去，让他们居中评理。
袁臻是一个比孔道周还要固执的文人，打从一开始，他就觉得顾香生一个妇人，不适宜来掺和修史这等大事，是以对她很不待见，有时候见她来了，也装作看不见，他年纪一大把，胡子都花白了，顾香生也不好与一个老头儿计较，很少干涉袁臻负责的那一部分，即便需要交涉，也多由宋暝出面，双方的相处一直处于某种微妙的平衡。
现在见孔道周居然要找顾香生来评理，他的眉毛一下子高高扬起：“孔公，此乃千秋大事，怎可由妇人断言！”
孔道周年纪比袁臻小，但名气比袁臻大，是以袁臻也要尊称一声孔公。
听了这话，顾香生还没什么反应，夏侯渝却不爽得很，张口便道：“莫非老人家不是由妇人所生，怎的倒瞧不起妇人了？你想要成就千秋大事，那也得令堂十月怀胎先将你生下来，如今倒好，你也活了一大把年纪，却不记得令堂的养育之恩，反倒鄙视起妇人来了，这又是哪门子的圣人教诲？”
袁臻须发皆张地瞪大：“何方小子，竟敢在此放肆，哪里有你说话的份！”
夏侯渝好整以暇：“阁下不就理论理，可是自觉无理，所以准备以资历压人，无理取闹了？”
见袁臻还要发作，孔道周皱眉插口：“行了，别尽扯闲篇，先说正事！”
袁臻也倔强起来：“正事便是我不认为需要将谢氏列入传记！孔公不妨问问，在场有谁赞同为谢氏多费篇幅的？立传本就讲究言简意赅，再说谢氏也不是那等节烈妇人，有何可书之处，写多了，反倒让后人对刘公多生诽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