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太后怎能不怒？
沈家虽然在南平是世家大族，但久已没落，还是沈太后当年被立为先帝皇后，境况才稍稍好转，及至先帝驾崩，天子年幼，太后垂帘听政，沈家在外经商，其中不乏仗着太后权势的意思，也不是没有人因此告到太后面前，说沈家跋扈之类的，沈太后也屡屡叫来沈家子弟训话，约束他们不要在外任意妄为。 。
这些沈家子弟里面，沈太后最喜欢的，便是沈南吕，只因沈南吕在外虽然胡作非为，在京城时，尤其在太后面前时，却惯会讨巧卖乖的，也从不到沈太后面前相求什么，这样反而越发让沈太后觉得这个侄儿很是听话，又因沈太后未嫁时，在家中便与沈南吕的父亲最为要好，爱屋及乌，对沈南吕自然也另眼相看。
而且沈南吕在外经商，可谓是沈家子弟中最有出息的一个，每年回京都会给沈太后上贡大量的好东西，什么南海珍珠，东北人参，山林松茸，天山雪莲，什么稀罕挑什么送，有些连皇宫内库也未必有。
然而现在这个侄儿，却无声无息就死在了外头，虽说冼御史的奏疏上写的是被‘乱’民所杀，但焉知其中没有徐澈的手笔？
现在徐澈没带来，竟连冼御史也中途逃跑，分明是不将朝廷放在眼里。
沈太后气得要命，先是让连下三道旨意到易州，命冼御史即刻启程进京：不管你有多重的病，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给我爬到京城！
又下旨申饬徐澈，说他罔顾朝廷法纪，草菅人命，论律当革职候处，又让底下拟出新的邵州刺史人选，随即出发去邵州，将徐澈给替换下来，再将徐澈押送入京。
然而沈太后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但凡朝廷中枢有些威望和号召力的，冼御史也不至于胆大包天到中途溜号。
今时今日的南平，各州都由宗室把持，明面上虽然还尊天子和太后为主，实际上，他们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朝廷也奈何不了他们。
顾香生正是看清了这一点，方才给冼御史出了那么个主意，冼御史也正是看清了这一点，才顺坡下驴，很痛快就离开邵州了。
他只要把自己带走的那一半家财，再分出一半给当易州刺史的小舅子，就完全可以背靠大树好乘凉了，何必再回京城当那劳什子有名无实的御史？
至于徐澈，他的处置旨意还没出京呢，就在中书省被拦截下来，朝中大臣纷纷上疏为徐澈求情，说沈氏之死定然与徐澈无关，请太后网开一面，让徐澈尽快查明真相，‘交’出罪魁祸首，戴罪立功。
究其缘由，不是因为徐澈人缘好，而是因为邵州那地方没人愿意去，之前好不容易逮着徐澈这个冤大头，结果现在他才刚上任没多久，就又要换人了，大家自然不同意。
沈家内部也不太平，有些人早看沈南吕不顺眼，借着这次机会，就在沈太后面前进言，将沈南吕这些年在外头干的那些狗屁倒灶的事情都一一汇报，又说他在邵州遍地仇敌，人人都想杀之而后快，徐澈一个刚上任没多久的刺史，应该没有那个胆子杀他。
沈太后震惊万分，又因朝中风向几乎一面倒，她没有办法，只得将罢免的懿旨撤了回来，改为限期让徐澈捉拿真凶归案。
此间种种内情，早已被徐澈和顾香生等人料及，所谓捉拿真凶，不过是个让大家面上都过得去的借口罢了，随便从邵州找个本该秋后处斩的死囚去‘交’差也就罢了。
然而真正让徐澈出尽风头，令南平朝野内外为之轰动哗然的，并不是沈南吕的死，而是他在十月底上的一封奏疏。
这封奏疏的前半段很正常，里头详细说明了沈南吕的死纯属意外，因为当时旱灾刚过，有两个县闹瘟疫，百姓们急需‘药’材治病，他却还要高价出售，而且控制着其他‘药’商，不准他们‘私’下跟官府谈妥，这才触犯了众怒，被百姓打伤了，后来徐澈带人及时赶到，只是沈南吕心情不好，闹着要去喝酒，结果喝了个酩酊大醉，方才猝死了，结果停尸时又走了水，尸体被烧得面目全非。
任谁都知道这种话不过是骗鬼而已，但沈太后需要这样一番解释，朝廷也需要这样一番解释，不管多么玄幻，徐澈总算‘交’代了来龙去脉，而且将“真凶”也‘交’出来了，就是当时带头殴打沈南吕的“百姓”。
徐澈诚诚恳恳请罪之后，又说邵州长史张思，与前任刺史徐年勾结，贪赃枉法，徇‘私’渎职，以致邵州百姓怨声载道，呈请将其罢免，顺道推荐了一个继任的长史人选，姓焦名芫。
这年头，像长史、司马、兵掾这等刺史佐官，有由朝廷直接任命的，也有经由刺史推荐，朝廷通过任命的，徐澈身为邵州刺史，自然有权推荐长史人选的。
但问题就出在，他推荐的这个人，竟是个‘女’子！
这可真是不能再稀奇了！
武朝年间，‘女’帝当政，像上官婉儿，也是当过内舍人的，但那毕竟是特例，不能以常理来论，眼下又不是‘女’帝当政，沈太后也没有扶持‘女’人的意思，这徐澈冷不丁推荐一个‘女’人当官，是何意思？
他在奏疏里写得明明白白，这焦氏，原是邵州当地人士，出身大家，幼承庭训，长于文书，是周家‘药’铺东家的亲戚，丧夫独居，徐澈刚到邵州时，她便帮了不少忙，鉴于她的才干，所以徐澈才上疏推荐她任长史。
长史为刺史副手，没有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