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不说，王秀让欧阳澈独当一面，的确是慧眼识才，连钟离睿也没有出知大镇，一跃成为节臣的机会，仅仅外放一任通判，任期还没有满，就被调回来救火。
要知道短短八年时间，欧阳澈连大县经历也没有，一直在朝廷担任文学侍臣，就直接出镇成都府，还兼差成都府路漕司，引起的非议是极大的，伯乐没点气魄肯定不行。
欧阳澈没有辜负王秀希望，他充分展现自己的才华，刚刚到任就树立自己的权威，从乡民和某恶霸入手，一阵眼花缭乱的手段，恩威兼济，顺藤摸瓜，打击了一批顽固的势力，却又恰当好处地收手，没有引起大的反弹，初步打开了路子。
然后，并不急于大规模实行，而是从乡间小民的土地入手，让小民尝到甜头，毕竟取消了身丁钱，让人剩下一大笔钱，在生子添女就不用那冤枉钱。
不要小看每年的那点钱，每个人乱七八糟加在一起，每年也有三百文，一家有几口人啊！绝对是不菲的花销。
循序渐进一段时间，他就突然爆发，公然宣布取消成都府路支移。这可是大事啊！等于给了大家天大的好处，不要寻常人家惊喜万分，就是大户人家也乐在眉头。
干嘛？支移也很简单，那就是每年上缴的赋税，由官府说了算，给你指定上缴钱物送到某个地方。
要说财货不定，钱粮两说，这里面的猫腻可就更大了，比方说农户种了庄稼，只能缴纳粮食，官府非得要你缴纳银钱，你还得拿粮食换钱去缴纳，粮食和钱转换间，猫腻可就出来了，不法粮商利用这段时间，大肆压低市价，吃亏的还是升斗小民。
就算你是商人，有的是银钱不怕，那就好。你是粮商我让你缴纳丝绢，你是工坊主更好，那就缴纳粳米，反正是名目繁多，让人眼花缭乱。
更过份的是，让你自己把缴纳的赋税送到指定的库房，有的需要缴纳到州治，还有北边的县，非得要送到南边的县，路途上车船脚力花销，绝不是小数目。
就算你想你雇人雇车运着粮食去？那就有点不太可能，沿途的公人能鸡蛋里剔骨头，就让你自个去不成。
既然你去不成那就好办了，官府为你代劳了，只要你缴纳脚力钱、车马钱等等名目的费用，一切都不需要你麻烦，官府客客气气地为你上门服务。
就这样玩，你缴纳价值一贯钱财的赋税，那就得付出一两官银，路途转运费用，本来要几百钱，那你还得额外给点茶水钱。哦，看是一贯钱等同一两官银，里面的猫腻更多，大宋通行货币并不是白银，你还得折算成铜钱或交子，银贵钱贱啊！你又会被狠狠地刮一层油。
可以说支移是正税外，最大的盘剥名目，比那些杂税还不得人心，民间屡屡有声音抗议，却任然被朝廷默许保留下来，因为它让朝廷多收入三层的钱这可是了不得的收入啊！就算你民间绞尽脑汁去争斗，大宋朝廷最不缺的就是有理财头脑的精英，总的让人付出一定代价才行。
所以，大宋自开国以来，能开源的官吏升迁最快，那是一边喊儒者不言利，一边拿着算盘与民争利。
欧阳澈之所以敢取消支移，也是得到王秀支持的，否则，他天大本事也打不开局面，这件事等于获取各州县的人心，却被既得利益的地方胥吏阶层，恨到了骨子里。
循序渐进的方式，相当于农村包围城市，最终联合各阶层给官僚胥吏阶层重重一击，最终在弹劾罢免两名知州，一名知县，斩杀二十余名胥吏后，才开始全路推行两银法。
两银法的推出，朝廷除了保存主要物品买卖税收，还有财产继承的税赋，耗米、科配、大斗、预支等杂税一律取消，并没有过分触动多阶层利益，只是让官僚胥吏阶层，和部分隐藏田产的人不爽，但总体上并不算过分。
当然，没有王秀的坚决支持，还有大宋社会经济的发展，两银法绝不可能实施，甚至不可能取消那些杂税。
只因女真人的入侵，行朝用度太艰难了，天下承平时代都不会减少，更不要说南迁头几年的财政艰难，财政官员恨不得刮地三尺，不得不保留那些盘剥，以求取得发展的资金，当时王秀也保持沉默。
如今，大宋行朝通过十年休养生息，四川，荆湖、江右再次形成三驾马车，无论是盐茶制度的改良，还是工矿业的发展，包括海商事业的迅猛发展，都给了朝廷充足的财富，太府、户部库每年都有大幅度增幅。
也就是说，大宋朝廷有足够的钱财，也解决大部分问题，通过苛捐杂税筹集军费和发展资金的时代，已经即将结束，而且朝廷财政状况还会更好，不需要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
如果说，大宋行朝的经济逐渐恢复，却没有达到王秀想要的水平，那也是不再需要盘剥生民，而是转移盘剥的对象，由国内转到四夷。
值得一提的是，朝廷的大臣没有反对王秀的计划。
也很容易理解，绝大多数大臣都喊着不与民争利，在财政状况日益改善情况下，他们也很乐意停下那些苛捐杂税，这是能博取好名声的事情，为何不去支持？
成都府路州县官员，也很少有人持有异议，按照常理来说，他们收到的损失最大，不要说那些苛捐杂税和盘剥，单单是支移一项，就让他们公私两面都有损失，却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抵制，原因是很多的。
其实，王秀给欧阳澈去了一封信，说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