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维护大一统，他主张忠高于一切，孝从属于忠，若忠孝必舍其一，则宁做忠臣，不为孝子。臣下对君主要“以道覆君而化之”，“以德调君而辅之”。对君主进谏要讲究方式，他认为比干“杀身以彰君之恶，不忠也”。伍子胥“以谏非君而恶之”，是“下忠”。因而反对廉洁直方，不赞成传统儒家崇敬的伯夷，叔齐、卞随、介子推、原宪等人的廉洁气节，而赞成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由其道，厄穷而不悯，遗佚而不怨”，从而使臣民不为名不为利，能上能下，不悯不怨。不耻污君，不辞小官，百依百顺的顺民。
他继承和发扬了孟子的“贵民”的思想。认为“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倍之则亡”。统治者要“以百姓为天”，要想治理天下，必须“养民”。统治阶级必须不淫佚侈靡，应节俭，“用不靡时，养不害生”，以达到“天下和平，国家安宁”，为此，必须“教民”。
他以为“愚民百万，不为有民”。重申以儒家思想教育民众，提出“国之命在礼”的主张，认为“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不成，王公由之所以-天下也，不由之，所以陨社稷也”。
他否定了孔子的克己复礼，继承和发扬荀子“礼起于欲”，“养人之欲，给入之求”的主张，提出“因情从欲”的观点，认为“人的六情，目欲视好色，耳欲听宫商，鼻欲嗅芳香，口欲嗜甘旨，其身体四肢欲安而不作，衣欲被文绣而轻暖，此六者，民之六情也。失之则乱，从之则穆，故圣王之教其民也，必因其情而节之以礼，必从其欲而制之以义，义简而备，礼易而法，去情不远，故民之从命也速”。
他同样否定孔子“礼不下庶人”的观点，主张对百姓“教御以礼义”，认为“百礼洽则百意遂，百意遂则阴阳调，阴阳调则寒暑均，寒暑均则三光清，三光清则风雨时。风雨时则群生宁，如是雨天道得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