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
１９４０年初，２１岁的蔡远飞不想上学了，他要去当兵。
蔡远飞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大哥１９３８年在武汉战役中牺牲了；姐姐已经出嫁，在“美国援华协会”当医师；二哥蔡远志毕业于陆军辎重兵学校，是国民党交通二团的营长；而蔡远飞的孪生妹妹初中还没有毕业就跑出去参军，结果在战场上失去了音讯。
蔡家祖上是湖北人，清朝乾隆年间来到福建，先是在官府做幕僚，后来又经营盐号。蔡家在这里开办“恒升永”商号，兼营盐业、布匹和杂货，很快发了大财。
抗战爆发了，前方需要大量的医用酒精，蔡老板于是不计成本地购买了一批批的产品送往前线。没过两年，家业就被他折腾得差不多了。
国民党军队虽然一败再败，但国民党的表现还算不错，军人不怕死，官员也耐得住艰苦。所以尽管局势严峻，但社会各界却很团结，人民积极支前，踊跃参战，处处呈现出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蒋委员长的形象也空前的伟大。
在福建，设置了许多“难民救济站”，五花八门。
一类是政斧的民政机构，他们在衙门里办公，有赈灾款，可以征用民房，还能调动警察维持秩序。但他们要检查求助者的身份证、难民证和疏散证，对证件不全的不予理睬。逃难的民众大多没有携带证明文件，因此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从政斧那里得到帮助。另一类救济场所是各省的“同乡会”。他们在庙宇祠堂里实施救济，不查证件，却要分辨口音，只有自己的老乡才能有饭吃、有地方住。
“美国援华协会”也在路边搭建了“救济棚”，设有治疗室、厨房、浴室和厕所。他们不查证件也不辨口音，每天提供两顿饭，但只接待老人、妇女和儿童，对青年男子概不欢迎。蔡远飞的姐姐蔡智慧在“救济棚”里当医生，负责救治女姓患者。她的工作区域是不许男人进入的。可就在那天上午，棚子里突然闯进来几个士兵，翻箱倒柜，吵着要什么“盘尼西林”。蔡智慧一边赶他们出去，一边解释说这里只是个救济站，没有那么贵重的药品。当兵的火了：“美国人的地方，怎么会没有西药？”还说“老子在前方打仗，你们把贵重东西都偷去卖了！”骂了许多难听的话，还把蔡医师给打伤了。
蔡远飞赶到医院的时候，看见姐姐的病床前聚着许多同事，好些人气得直哭。“援华协会”的负责人马力先生正冲着遵义县县长大吼大叫：“太糟糕！太野蛮！”那倒霉的县长只有连连点头，保证一定“严惩肇事的歹徒”。
当天晚上，在留给父亲的信中，蔡远飞这样写道：“国家沦落到如此地步，军队堕落到如此地步，处罚几个犯罪的士兵有何成效？而今看来，雷海宗先生所言极是，知识者应投身行伍，努力改造旧军阀之流氓习气需要以文明之思想兼勇敢之精神建立起新式高尚之军队，方能切实承担保护国民之重责”
就这样，１９４０年３月，蔡远飞弃笔从戎，满怀着救国救民的愿望，走上了抗曰的战场。
而他加入的部队，是第四战区新编第３７师教导队。
３７师教导队实际上就是新兵训练营，蔡远飞在这里不知道算是个什么角色。他每天东游西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人管束他，更没有谁安排他站岗出艹。
教导队里有一群新到的壮丁，据说本来有两千多人。可是从师管区送到这里就只剩下了一千三，一路上有的跑了，有的死了，侥幸走到兵营的也被折腾得气息奄奄像活鬼一样，离死也差不了多远。
以前，蔡远飞没怎么接触过贫苦农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这些人，他首先的印象是“真能吃”——几十个大木桶装满了糙米饭，没有菜也没有汤，一眨眼的工夫就吃完了。壮丁们抹着嘴，东张西望，一副意犹未尽的表情，好像再来几十桶也照样能干光。
除了吃，别的本事就不行了。出艹站队连前后左右都分不清，光是“向左转”和“向右转”就学了两个钟头，教官再喊一声“向后转”，这些家伙却不知道转身，居然“咚咚咚”地倒退几步，把蔡远飞的肚子都笑痛了。蔡远飞也尝试着与壮丁们交谈，说些“你家在哪里？”“家里有哪些人？”之类的话。可这些新兵要么把脑袋埋得深深的，要么就睁着惊恐的眼睛不言语，仿佛不是在谈心而是在应付审问，弄得蔡远飞十分没趣。
隔了两天，教导队的许大队长找蔡远飞谈话，要求他不要和壮丁们那么亲近。
“为什么？”蔡同学十分纳闷。他还一门心思地准备教育新兵，提高他们的精神素质呢。
“老弟，在教导队就必须严、必须凶。你想，新兵都是些老百姓，不对他们凶一点狠一点，他们就觉得像在家里一样，吊儿郎当，如何能养成服从上级、遵守纪律的习惯？再说了，我们这里太客气，让他们把心放宽了，曰后进了部队，遇到厉害的带兵官，这些人就会觉得受不了，到时候他们有武器有技术，一旦生了反骨就容易打黑枪、闹哗变，后果不堪设想”
许大队长还说：“常言道，心慈不带兵。军队本来就是个舔血吃饭的地方，大家的脑门上顶着个‘死’字，个个都是打骂出来的。蔡老弟呀，天底下能有几个人像你有这么好的福气。”
队长的语气很委婉，可眼神却是冷冰冰的。蔡远飞能够感觉到，那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