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累了……
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复杂、绝望的感觉油然而生！
柳雅致没有回报社，也没有电话跟桂梦乡汇报，径直让车把她送回了家。
她想起程贵阳曾痛心地说：这样一个独断专行、假公济私、对百姓疾苦毫无怜悯之心的人，竟然还能一步步升迁，在滨江市一当就当了十二年市委书记，实在令人悲哀。
仔细想想，为什么呢？
他玩的无非是两面人那一套：用公开的电视报纸上的政绩等等和一些逢年过节对贫困户的“小恩小惠”来笼络民心，小恩小惠是直接的、现实的、看得见摸得着并且有一个集中的受益群体的，而他对全市扭曲的代价却是间接的、长远的、看不见摸不着并且分散在市民甚至接下来几代人当中的。
救世主式的执政，永远是饮鸩止渴。所以我恨！
穷人很多，但不是所有的人都用杀人放火去解决贫困问题，所以不能用社会根源来为我个人的暴行辩护。
但是与这话对称的是，富人很多，也不是所有的富人都是通过不仁不义的手段致富（包括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员和他们无辜的孩子），所以不能以复仇的名义对富人不加区分地施暴。
不过，我还是做了，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活够了，不想活了。
就这么简单。不要问了，说不清。
我始终觉得一位堂堂的市委书记以党的名义逃避个体责任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
阶级当然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而且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东西，但它是一个“决定性”的东西吗？如果阶级可以“决定”一个人的行为言论，那么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公安机关、法院和检察院对案件一个一个地做个案分析？
只要是富人，就通通送进监狱，只要是穷人，就通通放走好了。人民群众的核心并不是提倡人人自我中心，而是每一个生命，不管穷富、美丑、智力水平，都值得小心翼翼的对待。
柳雅致最后问程贵阳，“你杀人的时候，会思考你所作的事情吗？”
程贵阳摇头：“不想”。
柳雅致回想起来，他也只有通过“不想”来逃避这件事情的沉重，因为一个人认识论的飞跃恰恰就发生在“想”的那一刻，因为一切犯罪事实的起点都在于面对一个又一个受害的人并且潜意识里发问：如果我是他呢？
第二次前往看守所采访，是两天后的一个早晨。
前次采访的成功——程贵阳并没有拒她于千里之外，给她巨大成就感。她再次跟市公安局长刘国权提出书面申请，希望大干一场。理由很多，十分充足，其中之一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深入采访，帮助警方了解和分析这个特殊的人物，这种特殊的情况，也许这代表了一部分社会心态，让他把审讯时没有说出来或者说讳莫如深的内心世界展示出来。
这次支队长没有陪她来，但张铁山来了。
张铁山帮助办完一切手续，还是那间审讯室。
柳雅致点燃一支烟，特意在手里拿了一会儿，看着它，看着烟头处的火亮一点点变暗时，才觉得应该有个人抽了它才不可惜似的递给程贵阳。程贵阳心中大恸。
他本是个情感丰富之人，又是个善于虚构故事，描写讲述情节和细节的人，他似乎完全理解了女记者这一看似漫不经心的下意识动作。
过去的岁月里，作为市委秘书的程贵阳曾有过无数次给领导点烟的动作，也曾有过别人给他点烟的经历，只是他从来也没有记住这些细节。人之常情，所以它构不成任何记忆。
然而，现在不同了，在这里，它是好东西，女记者采访他能事先想到带两条烟进来已经让他感到意外，而她刚才这一女性味十足的动作，在他眼里与其说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倒不如说是她在尊重他的人格更确切，也更让他感动。
人犯了罪，失去了自由，已经没有什么自尊心可言，可是这一刻，程贵阳的自尊心也随着这一微小的动作而恢复，被唤醒。他真切地感到了自己有罪，即使受到制裁也无以抵消一切丧失人性的罪过。同时他也明白，柳雅致这样做，是希望他进一步向她敞开心扉，从内心深处说一说这一切到底为什么会发生。
他愿意这样做。
满足她，也满足自己的灵魂拷问。
沉默。还是沉默。
“我是党员，”程贵阳耳语一般地说，声音很突然，低得女记者几乎都没听清，抬头看着他，记录的手也吃惊地停下来，“没想到？”
程贵阳似自语又像反问地说，“火线入党。那时候，思想也就是单纯，正赶上越南人打咱们，全国的青年都跟我一样，热血沸腾，不为别的，就为国家，这么大一个国家，它越南说挑衅就挑衅，说打咱们就打咱们，说枪杀咱边民就随便枪杀，但凡有血有肉的天朝人哪个不恨得牙根痒痒？所以大家都嚷嚷参军，保卫祖国！说上战场就上战场，说打仗就打仗，说死就死，眼都不眨一下。我们这些战友当时都是这么想的，可是……唉，不说了。”
他一下子黯然神伤，仿佛重新掉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也许，女记者完全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恶人还会是一个党员。
不过如果不是党员，他怎么有资格担任市委书记的秘书呢？她当然明白党员并非就不犯罪，那些高层官员犯罪的哪个不是党员？
可他们大多犯下的都是跟经济、贪污受贿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