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想越紧张的白崇禧知道何应钦作为总参谋长有权作出整编决定，何况他只是秉承蒋委员长的旨意作出具体安排，可他是负责训练作战的副总参谋长，这么大的事也不提前跟他商量，对可能的灾难性后果缺乏必要的防范，显然是对他不愿大规模大范围的整编态度不满意。
他对此也能理解，三、四战区国军的混乱状况是让人着急，苏北八路军的大胜、华北日军的无功而返是让人羡慕，蒋先生又是个心高气傲的人，过去还常以国军数量众多聊以自慰，现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在夸赞八路军的抗日功绩让一国元首难免下不了台。
他一直奇怪共产党八路军为什么一改山区游击战的传统战术，不惜暴露实力引来日寇围剿也要连续发动大规模战役，不仅仅是要练兵、要获取装备物资、要保护敌后百姓，更主要的就是用自己的战绩逼迫国家主要军事力量的国军知道差距、感到羞耻、奋起直追。
想来这应该是陈海松的布局，抗战前的庐山上他就向蒋先生提出过整顿国军的建议，后来庐山授衔、武汉召见、九江召见他都在不遗余力地提出改造国军的建议，甚至把八路军的训练大纲、作战条令送给军委会作参考，让包括他在内的国军高层无不暗自感叹，这哪里是视国民党为仇敌的共产党高级干部的举止，活脱脱就是党国的忠臣干将嘛！
然而国府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继续不温不火、不急不躁地梦游，保持着庞杂、混乱、虚弱、被动的固有状态，让他感到失望甚至愤怒，接连组织八路军大规模破袭、发动反攻作战。展示八路军实力，想激励国军的战斗激情，没想到却遭到压制，换来他的离职。
这让他意识到传统习惯的顽固，通过说服蒋先生实现国军的脱胎换骨是不可能的。所以仅仅是委托自己带去了一份形势分析报告，连武汉辞行都不去冒着生命危险直飞重庆，在国府大后方连篇累牍地指责国军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其用意无非是让更多的人向政府施压。
这倒好，蒋先生被小狐狸激怒了，在三四战区受刺激了。从广州秘密部署了整编行动，动机肯定是好的，效果也应该是好的，可是心浮气躁的蒋先生实在不是一个高明的战略家，改革军制、整顿部队必须是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在人员装备准备充分的情况下分阶段进行。
就共产党搞整编也是在抗战之前进行的，据说三月份就开始。八月份上前线，整编了五个月，国府五月份去点验时已经是强悍，全部是甲种师编制换装，这才造就了平型关大捷。
即使后来部队在敌后生存吸收了大量国军溃兵、当地民众，部队扩大了三五倍，也是利用日军主力南下的空隙在相对稳定的根据地完成的新兵训练。现在鬼子回过头来对付八路军其实面对的已经不是平型关时的八路军了，兵力更多、火力更猛、战术更精、士气更高。
可这些情况蒋先生并不了解，他一旦下决心做一件事那就相当认真、相当执着，不顾一切都要做成。现在他想的最多的应该是提高国军战斗力，最少也要达到华南飞行基地警卫营的作战水平，这是他见到的唯一的一支八路军部队，要是见了程世才的十师、黄克诚的三师、傅秋涛的新六军、王凯的特战大队还不知道会震惊成什么样子、急迫成什么样呢！
可急能改变现实吗？共产党做的到的国民党不一定做得了，关键是追求不一样、依靠的力量不一样，他把自己的学生看的很重、评价很高，其实他的学生中最优秀的一半死在了北伐前线一半跑到了共产党。留下的或许悍勇、或许服从，却并不吃苦，缺乏理想。
把国军的未来寄托在这些人手里并不明智，这些人深受传统文化、旧军队影响，带有很深厚的封建愚忠思想。自我标榜为蒋先生的鹰犬，唯蒋先生马头是瞻，结成团体相互提携，足见其正蜕变成一只新的军阀武装，中央军没有成为国家的军队成为蒋先生的私军。
私军最大的弊端就是听命于首脑失去了理性的判断和正确的选择，蒋先生旨意正确时他们会做出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事，蒋先生判断失误时他们也会无所作为，蒋先生认识偏差时他们就成了助纣为虐的鹰犬，从抗战以来的表现就看出来他们中许多人并不具备统兵才能。
私心作祟的蒋先生看重的是忠诚并不在乎将领们的小节，只要效忠于他，被他欣赏，什么贪财、好色、吸毒、耍钱、安置裙带、横行乡里统统可以不予追究，以致他的黄埔精英们正在和老旧军人一样失去清贫、吃苦、拼命、奉献等宝贵精神，渐渐淡漠了军人的职守。
忧心重重的白崇禧通过李宗仁调查了第五战区整编情况，知道战区主力桂系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8个师6个军11、16、21集团军得以保留，还把川军两个师、鄂军、豫军各一个师补充到桂军序列里来，也算是蒋先生对桂军的信任，对李宗仁、自己的倚重与拉拢。
而其他地方军拆的挺厉害，东北军于学忠第5集团军，鄂军老将徐源泉26集团军，西北军冯治安的19集团军，川军孙震22集团军、王赞绪29集团军等地方部队虽没被撤编，部队缩编成一个军，插进来一个被中央军接管的地方军。只有张自忠33集团军与孙连仲第2集团军、李品仙11集团军、廖磊第21集团军、汤恩伯31集团军等得到加强。
第九战区粤军张发奎第8集团军、吴奇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