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子轩和胡拾聊了几句，胡拾请林子轩把这场演讲整理出来，发表到报刊上。
在这个时代，中国的思想界虽然混乱，但也开放，各种观点都可以提出来，同时也要面对别人的攻击。
林子轩准备好了面对攻击，反正过几天他就回上海了，在自己的地盘，有自己的报纸，可以尽情的宣扬自己的主张。
他不介意和北平思想界的精英们来一场跨地域的论战，而且，还有一帮小弟摇旗呐喊。
这就是作为老板的好处了，掌握着员工的薪水，自然有人愿意效劳。
这时候，一位面相腼腆的青年走了过来。
“林先生，我来自湘西，很喜欢您写的《边城》。”青年诚恳的说道，“我也学着写了几篇有关家乡的文章，请您指正。”
青年拿出一叠稿纸，颇为紧张的递给林子轩。
林子轩打量着这位青年人，在年纪上应该和他差不多。
此人身形消瘦，衣着老旧，稿纸泛黄，是那种最为便宜，需要自己剪裁的稿纸，看得出他的家境不怎么好。
林子轩在上海教书的时候也会碰到这类毛遂自荐的青年，写了几篇文章就以为能够发表，想请林子轩夸赞几句，从而身价倍增。
林子轩自己就是做出版的，深知其中的门道。
想要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首先是文章要好，有思想和内容，其次就是要有关系，在编辑部有人引荐和没有人引荐的文章待遇绝对不同。
他并非是以貌取人，而是这种事情碰到的多了，也就麻木了。
不过，他还是微笑着接过稿纸，对着青年温和的鼓励两句，并说自己回头会看，这是基本的套路。否则会被人说成没有名人的风度。
等到那青年走后，胡拾不由得哑然失笑。
作为在北平具有号召力的新文学领袖人物，这种事情胡拾碰到的更多，大家处理的方式大致相同。至于以后会不会看，那就要看有没有时间了。
林子轩拿着稿纸，和胡拾告辞，朝着北京大学外边走去。
相比较而言，胡拾比他要忙碌很多。
胡拾虽然反对泰戈尔提倡的东方文明。但泰戈尔在北平期间，他作为文化界的代表，不少活动都有参与，这次泰戈尔的访问是中国文化界的大事。
林子轩就较为自由，除了一些必要的活动，他可以随意的安排时间。
他住在北平石虎胡同7号的松坡图书馆内，那里也是新月社成员的主要聚居地，在北平没有自己的汽车，他只好乘坐电车返回。
在电车上左右无事，林子轩就翻看起了那叠稿纸。
稿纸上的字迹端正。是标准的小楷。
不过故事就显得粗糙了些，拖沓散漫，有些地方语句不怎么通顺，看得出作者是用心写的，只是水平没有那么高。
文章写的同样是湘西的人物故事，有模仿《边城》的痕迹。
林子轩虽然一直在抄袭名著，但抄的多了，逐渐培养出了基本的鉴赏能力。
他觉得这位作者的文化程度恐怕不高，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否则文章中不会出现明显的语句错误。而且作者显然还处在模仿名家文章的阶段，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
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毛病，这篇散文式的有着诸多的亮点。
他朝后翻了翻，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终于看到了作者的名字。
“写于1924年4月13日，沈丛文。”
林子轩看到这里恍然大悟，原来正是《边城》的原作者。
沈丛文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的北漂一族。
他生于1902年，小学毕业，早年在湘西投身军伍，参加军阀混战。看惯了生死，终于觉悟，脱下军装，来到了新文学的起源地北平。
1922年，沈丛文来到北平，本想考取燕京大学的国文班，可他的文化底子太差，没有被录取，只好在北京大学旁听。
北漂的日子非常艰辛，可以说是连吃饭都成问题。
他准备写文为生，朝着北平的各大报社投稿，却没有一家报社愿意刊登他的文章。
北平《晨报》副刊的主编孙福园甚至在一次编辑会上，把沈丛文的一摞投稿当众扔进了放置垃圾的纸篓之中，并讽刺说这是沈大作家的稿子。
这里面有多种原因，一是当时沈丛文的文章还不很成熟，二是沈丛文的文章和孙福园主编副刊的理念不合。
这里还有一段郁达浮和沈丛文的故事。
1924年冬天，沈丛文无以为生，饥寒交迫，便写信向着北平不少文坛名家求助，只有郁达浮接到信后前来看望了沈丛文。
郁达浮在了解了沈丛文的窘境后带着他吃了顿饭。
这顿饭用了一元七角钱，郁达浮拿出五元钱付账，把剩下的三元三角钱给了沈丛文。
郁达浮还写了一篇著名的《给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发了一顿牢骚。
并劝说沈丛文不要想着读大学了，文凭没有用，读了大学也找不到工作，要么回湘西老家，要么做贼好了，生活比上学更重要。
随后，郁达浮向《晨报》副刊推荐沈丛文的文章，让北漂的沈丛文慢慢步入了文坛。
那个时候《晨报》副刊的主编已经不是孙福园了，而是换成了刘勉济和翟世映。
可以说，沈丛文在北平的前几年是极为窘迫的，甚至到了需要人救济的地步。
由此可见，北漂有风险，入行需谨慎。
但谁能想到，正是这位小学毕业的湘西青年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