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评。”鲍鸿笑道，“那些名士、清流虽然对于功名、利禄都不在意，但是对于声名、身后名这个东西，可谓是极度苛刻的追求。完全是把文名看得比生命都要重要。”
“好个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评。”霍光笑道，“这个事情探究起来，其实就是因为察举制度的关系。正是因为对于举孝廉制度的偏执追求，使得整个时代士人对名声的追求也变得如此偏执。”
汉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即举孝举廉各一人。在两汉通常的情况下，孝廉则往往连称而混同为一科。孝廉一科，在汉代属于清流之目，为官吏进身的正途，汉武帝以后，迄于东汉，不少名公巨卿都是孝廉出身，对汉代政治影响很大。
汉朝选举制度是举孝廉制度，特别注重名士对个人的评价，有时候名人的一句评价，就能立刻抬高一个人的身价。如名士桥玄评价曹操为“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愿以妻子为托”，曹操“由是声名益重”;许子将也评价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的名气就大震了。
在这种品评人物风气盛行的同时，东汉的正统儒家又分为两个派别，一个是清流派，一个是浊流派。浊者当然是污浊的意思，浊流派主要指那些阉臣、佞臣。清流派主要是那些自我标榜继承了儒家传统的文人之士，其坚决不与浊流派来往。东汉宦官专权，清流与浊流的斗争激烈。所以，谁要是和阉臣、佞臣扯上了关系，就会从清流派下降为浊流派。像孔融、杨修、祢衡就属于纯正的清流派领袖人物，这一派的特点是绝对拥护汉朝的统治，时刻都想着光复汉室，但是由于是文化人士，又标榜清高，不免落入“好名成癖”的深渊。
就汉末而言，早一批刷出名声来的还好一点，毕竟没到这么疯狂的地步，可是派出一大堆的清流名单，也可见那个时候的风气到什么程度了。
在恒灵交替时期，党锢灾祸，中原大地上清流士人共相标榜，弄出了一个天下名士的排名，最高的号称是“三君”，其次是“八俊”，再次是“八顾”，还次是“八及”，最次是“八厨”。
三君指窦武、刘淑、陈蕃三人，为“一世之所宗”，即值得世上人学习的榜样；
八俊指李膺、荀昱、杜密、王畅、刘佑、魏朗、赵典、朱寓八人，为“人之英”，即人中英杰；
八顾指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步八人，为“能以德行引人者”，即道德可以为他人榜样的。
八及指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八人，为“能导人追宗者”，即可以引导其他人学习三君等榜样的。
八厨指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八人，为“能以财救人者”，即不惜家财，救助有难者的。
当时人以这些人为君子，朝中大臣自公卿以下，都畏惧被他们指责贬损，皆登门拜访他们。
所谓清流，指那些恪守儒家基本信条的士人。汉末清流主将范滂与中常侍王甫辩诘，引孔子的话，说“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自己“欲使善善同其清，恶恶同其污”，这就点明了清浊流泾渭之分的意义。他慨然叹道：“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蹈大戮。”显然，他以善恶之分表明了清流理想：以古圣贤阐明的善道规范自己的修为，抗击现实中的恶势力，实现国泰民安的治世。所以清流诸公，居庙堂，则勤勉朝政，提携直士，用儒家大义，督促天子循道行事；处江湖，则指拨朝政，品评公卿，用自身的人品为世人树立楷模。这种理想一时间应者云集，“婞直之风，于斯行矣”，竟使“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
从这个规范要求之中，我们提取出一句话来说明，以古圣贤阐明的善道规范自己的修为，抗击现实中的恶势力，实现国泰民安的治世。
中国历朝历代的知识分子总是容易扮演这样的角色，因为标榜风节，不畏强御，臧否朝政，指斥当权者而深负清望的士大夫。
可以说似乎每一个朝代走入衰败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知识分子自发的集合起来，欲挽狂澜于既倒。无论出于什么目的，也无论他们扮演的是怎样的政治角色，也无论他们是否能够客观上推进历史进程，总是有能够代表知识分子良心的大儒出现。知识分子的良心是民族的脊梁所在，这句话并非虚言，然而，有一个简单的道理，无论野心家、权宦甚至是起义军首领都明白的，无论想要做成什么事情，都必然演变成，阻止其他人做其他事的强制行动。
清流人的内部总是划分成，开通务实、勇于担当的一代名臣和不切实际的慷慨之徒，当然也是有投机取巧的机会分子的。而结局每次都是大规模的屠杀和冤狱。
但是问题来了，对于一个人或者说一个士人来说，以古圣贤阐明的善道规范自己的修为以及抗击现实中的恶势力，都是属于自我主动能够达成的目标。
然而，这两条不过是表现而已，真正重要的是所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也就是实现国泰民安的治世。
如果仅仅是用很高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也还不至于祸国，糟糕的是一边用高标准要求他人，一边沽名钓誉。
其实我认为道德标准这东西，定得太高反而无益，就像子贡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