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京城被请愿团搅得地动山摇之时，朝堂之外的风雨仍旧没有停歇，载沣接到“速开国会”的请愿书后，同一时间，各地督抚开始纷纷致电中央，要求中央朝廷依照舆论，即开国会，这种公然和中央唱反调的做法，等于变相地向载沣施压。
得到消息的载沣不由得恼了火，他虽然不反对立宪，上台之初也三令五申的宣布，会遵守九年立宪的章程，施行立宪国体，对开国会设内阁也不反对，但他对督抚大员们的越权行为却有种天然的反感。
自从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后，汉人官僚取代满人开始日渐崛起，靠军功发家的湘淮集团，长期控制南方省份的总督人选，通过袍泽之情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虽然慈禧采取了一系列分化措施，但仍然无法遏制住国家日益分裂的离心力，再加上洋人时不时的掺一脚，这些疆臣们更加有恃无恐，特别是庚子拳乱，李鸿章，刘坤一等督抚施行东南互保之后，中央政府权威一落千丈，地方趁机做大，而这种尾大不掉的现实状况，无疑是留给后任者载沣的一个巨大难题。
所以，载沣刚刚上台没几天，就下旨剥夺了督抚大员遥领兵部尚书、侍郎的荣誉称号，企图用这种方式打压疆臣们的兵权，但从实际效果看来，这种做法不痛不痒，而前一段时间度支部主导的中央财政改革也几乎破产，政策的落实在地方遭到了巨大的阻力，地方官员们阳奉阴违，而利益链条一旦形成，就很难革除，上层稍稍打击，底下就会抱团自救，这次的督抚大员联合起来施压中央的行为，让载沣重新看到了这层危机感。
先集权，再改革，只有这样才能打破利益集团的枷锁，这种做法本身并没有错，但问题是，你的集权在民众的眼中是专-制，是毒瘤，是顽固，在革命党的眼中是违背世界潮流，是倒行逆施，是无可救药。就这样载沣一下子站到了舆论的对立面，千夫所指，成为一个腐败没落王朝背书人。
到最后，权没有集成，因为他根本没有慈禧那样的手腕和权威，立宪也没有搞成，因为所有人根本没经过一段铺垫期和必要的思想准备，只有那些疆臣代表下的地方势力偷着笑，江山白白丢了，他们权力再没有了约束，利用手中的军队和财权自成一体，然后短短几十年间，中华大地出现了数也数不清的大小军阀，中央和地方，民间舆论和政府政策，这两种矛盾，是载沣怎么也走不出来的困境。
拿着这些电报纸，载沣的神经一刻也放松不下来，这些致电督抚的名单中，一个人的名字让他的心头突然一颤。
直隶总督岑春煊。
端方被罢免之后，几易其人的直隶总督被又空缺了下来，按照叶开的主意，新的人选择定为岑春煊，因为丁酉政潮之后，岑春煊斗败被赶出了京城，于是乎这位赫赫有名的“官屠”就和奕-劻、袁世凯结成了政治死敌，所以，这次调岑春煊入津纯粹是恶心奕-劻，外带着借他的手肃清残留在直隶府的北洋集团势力。
交给岑春煊的任务办的十分顺利，北洋军要么已经被叶开的军谘制度同化，要么被外调东北，蒙古，少了北洋集团赖以生存的土壤，岑春煊做起事来就更加没有顾忌，到任之后，充分发挥“官屠”本质，一口气弹劾了七十多位官员，而载沣也见缝插针，弹劾书看都没看就一一恩准，到此京畿之内，北洋集团荡然无存。
这件差事干得好，并不代表岑春煊彻底倒向了载沣，岑春煊什么牛脾气，恐怕没有人不知道，他能让慈禧又爱又恨，也能让慈禧狠下心来抛弃，归根结底，是因为岑春煊有自己的政治主见，在请愿团的问题上，这位“官屠”显然就和载沣产生了重大分歧。
岑春煊与立宪派内外呼应，上奏顺应民情，速开国会，并严词提醒朝廷“大局危在旦夕”，一旦“湮之决之，奔溃千里”，呼吁尽快实行立宪，摄政王不应拖延观望。
看到这句话的时候，载沣怎能不火冒三丈，把这些电文一通看下来，里面写的无非都是一个意思，请摄政王审时度势，顺应舆论，以免犯下众怒，好像自己才是唯一阻挠改革的人，盯着这些矛头暗指的字眼，载沣就差说一声本王心里苦啊，你们要骂骂别人去。
费尽心思却依旧摆弄不好的局势，正深深困扰这个现年只有二十六岁的年轻人。
他叹了一口气，抬头望向窗外，高墙禁锢下的紫禁城上空只有那么一小块，视线也到了尽头，而在那同一片天空之下，那更广阔的地方，是一大帮人山人海的民众请愿的场面，而他们声嘶力竭喊着的，是载沣怎么给不了他们的东西。
改革的主导权是应该掌握在政府的手中，还是应该掌握在请愿团的手中？这个问题放在今日似乎不难得出答案，但在当时，这就一个政治死结。
载沣的对立面是庞大的士绅，作为沟通上层阶级和底层劳苦大众的群体，它是中国特有的一个阶级，既位于统治阶级的最低端，也是被统治阶级中的佼佼者，既可以通过科举制往上走，也可能经营不善走下坡路，特殊的时代背景和身份致使他们走上了历史舞台，在这场全民立宪的欢宴中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一旦国家立宪，他们是最大的获益者，统治阶级的盘剥从此消失，而他们也可摇身一变，通过国会政-党成为国家的主人，所以他们才会这么急迫的制造一起又一起请愿活动。
以士绅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