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务运动引起思想领域的一次变革。
洋务运动以“自强”为名，兴办军事工业先后从60年代开始开办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安庆内军械所等近代军事工业，但是在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困难。于是，洋务派在“富国”的口号下，从70年代起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方式，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等民用企业。在官办企业的倡导下，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进行，那些达官显贵以办洋务为荣，再不以经商为耻，从根本上动摇了几千年的中国农业文明“重农轻商”的观念。重农抑商政策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最初萌芽于战国时期李悝的改革思想和实践。从商鞅变法规定的奖励耕战、禁止弃农经商，到汉文帝的重农政策，直到清初恢复经济的调整，都是这种政策的体现。封建统治者采取各种措施抬高地主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压低商人的社会政治地位，在封建社会初期，它保证了农业劳动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利于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巩固统治。随着历史的发展，重农抑商政策的弊端日益暴露。自然经济阻碍社会分工，把农业和商业对立起来，难以形成完全意义上的商品生产。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产品的流通和交易又是必然的，抑商政策妨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这一政策的消极作用就更明显。重农抑商政策从根本上造成了中国社会的落后，这是造成近代中国落伍于西方的重要原因。幸而日后由于时势的发展，洋务派领导人物体会到列强经济侵略的严重性，掀起了以富国富民为主的重商运动，为清朝自强带来新的活力，使中国的现代化商业萌生并渐渐成长。历史表明：农业是国家的根本，重视农业是正确的，商业的发展有利于经济交流，人为抑商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只有农工商都为本，国家才会富强。
四、对中国军事的影响
1、中国近代海军开始出现在洋务运动过程中，1874年日本进攻台湾，对清政府刺激很大，使其认识到日本将“为中国永久大患”。洋务派提出了“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具体措施的“海防议”。李鸿章是“海防议”最坚决的支持者，他除了支持总理衙门和丁日昌关于建立新式海军和配备海防近代化枪炮武器外，还建议将沿江、沿海各省陆军“认真选汰，一律改为洋枪炮队”，清政府最终采纳了这些建议，任命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和南洋海防，又决定每年拨银四百万两作为海防经费，是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开端。七十年代中期，清政府内部爆发了一场关于海防和塞防的大争论，这场争论直接推动了清王朝国防建设的近代化。1875年，由两江总督沈葆桢、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人倡议，经总理衙门核准，每年调拨关税和匣金400万两作为经费，计划在10年内建成南洋、北洋、粤洋三支水师。1884年三洋海军初具规模。
2、设立海军衙门，中国海军得到较快发展中法战争中粤洋（福建）水师在马尾遭法军偷袭，几乎全军覆没。战后，清决心大治水师。为此在1885年设立海军衙门，统理海军、海防事宜，推进了海军建设与国防的近代化。其中北洋海军发展最快、实力最强，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建军，装备精良，拥有七千吨级铁甲巨舰二艘、巡洋舰七艘、其它船舰14艘南洋舰队也拥有了二千吨级主力舰四艘，千吨级炮舰三艘；广东、福建舰队共有千吨级舰艇八艘。四支舰队共八十多艘，这支庞大的海军，居当时世界第四位。八十年代开始，还修建了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装备了最新式的克虏伯自动回转射击大炮，以及深水军港、船坞炮台防御体系，仅在旅顺一地，就装备了数百门德国克虏伯大炮，成为世界著名军港之一。至此清军队战斗力有所加强，对外国的侵略有一定的抵抗力，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历史进程。
五、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1、政府开始重视外交，致力于培养外交人才。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与英国签订条约的清朝官员，不谙外情、不懂外文，不懂国际公法，更谈不上谈判经验。英方代表曾说：“在欧洲，外交家们极为重视条约中的字句与语法，而中国的代表们并不仔细审查，一览即了。很容易看出来他们所焦虑的只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赶紧离开。”在洋务运动中，深感外交人才的极度缺乏，于是于1862年6月开办了“同文馆”，设英、法、俄文三个班，随后又增加了算学、天文、外国历史、地理、万国公法、医学、生理等课程。不仅培养科学技术人才，还培养了中国了第一批外语和外交人才，从同文馆毕业的学生中有二十八人后来做了驻外公使一级的外交官。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