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的要求，再加上不错的师资，使得华夏第一代接受正规新学教育的学生当中人才辈出，不过因为过大的学业负担和竞争压力而厌学的孩子也很多，再加上过了义务教育阶段之后就得自己掏钱，初中的入学率一下子锐减到了两成以内，而中专/高中的入学率更是不到适龄人数的一成，大学就更是小得可怜了，能够考上的都是学霸。
不过这本来就在李晖的预料之中，如果不用残酷的竞争提前筛选、只留下那些真正值得培养的未来精英，将来中学生成批毕业的时候，就业压力之大，以当时中国还不够庞大的经济规模，是绝对消化不了的。
此外，师资也是一个大问题，小学教师培训周期很短，特别是初小阶段，那些有一定文化基础的旧文人只要接受一年、甚至更短的培训就能胜任，而且还能从日本引进不少来解燃眉之急。但中学大学的老师就得主要依靠生化兵了，而且还得是军饷很高的特工、技师等高阶生化兵才行，本来数量就少，还得跟政府等其他公共部门抢人，就更不够用了，不精英化怎么行？
再好的教育模式，也不可能保证让所有的人才都脱颖而出，总会有人由于主观或者客观的原因遭到被埋没。李晖虽然已经做出了权衡取舍，却也不想将他们完全放弃。后来不少学校都提出了“自主招生”的要求，李晖就干脆借这个机会给那些正常教育模式下竞争的失败者开一扇窗......
“可以允许各个大专院校和小中专自主招生，但是名额不能超过当年录取总数的二成，而且这些人都必须有至少两年的工作经历。”，这样的规定一出台，那些已经走上社会的人士就只需要进行内部竞争了，考核方式也可以更加贴近生产生活实践，而不必跟那些全部时间都用在学习上的青少年比书本知识，让不少之前错失机会的人才重新看到了曙光。不过这种模式其实并非是什么新发明，在新式教育体制还未完全铺开之前，只接受过简单的扫盲、之后自学成才的其实占到了大部分，这些人都有机会直接进入高等学府深造，李晖不过是将这种模式规范化、正规化罢了。
只给学校二成的名额自主招生，是因为李晖深知教育并不只是培养人才，还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途径，而想要保证所有学校的自主招生都能公正无私，难度可比全国统一的考试高了不知多少倍，只能牺牲一点学校教育的成材率来保证足够的公平。
由于穿越前吃过亏，李晖力排众议，规定全国高校不分地域和民族统一招生，除烈士子女高考有少量加分外，所有人一视同仁，做到了形式上的近乎绝对公平。但这样一来就衍生出另外一个问题，江浙等经济发达而又有尊师重教传统的地区教育质量远高于那些偏远落后地区，如果只按分数录取的话，只怕绝大多数名额都会被这些文风鼎盛之地占光了，于是形式上的公平反而会导致实际上的极大不公。
李晖熟知历史，自然不会想不到这种隐患，但好在国家制度均是由他自己想出，又有一帮能够忠实执行而没有私心的部下，因此并不需要参照历史上已有的成例，而能够另辟蹊径，想出新的解决办法。或许一开始那些受到影响的人士会十分不满，但在强权之下，他们只能认命，而等其适应了这套新的规则之后，一切都将不再是问题。
李晖的家乡是历年高考成绩都在全国名列前茅的江苏南通，自然知道各地教育质量的差异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一是家长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一样，二是中小学教师的水平不一样。”
对于前者，李晖并不是很担心，就算一开始还有家长意识不到教育的重要性，不久之后也会明白。
因为在以后的中国，平民子弟想要出人头地，基本上只有上学、当兵和创业这三条出路，上学这条路不必多说，就算是从军，晋升也会受到文化水平的限制，而自己创业的话也同样如此，文化水平没超过义务教育阶段的人撑死了也就能当个体户，想要雇人当老板，至少也得有更高一级的文化程度（五年制义务教育时，需要初中或技校毕业；七年制义务教育时，需要高中或中专毕业。），否则根本就没资格注册。李晖给所有人求学上进的机会，但如果自己不懂得珍惜，那就一辈子呆在社会底层吧，“造火箭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种事是不会在这个时空的中国出现的！
对于后者，李晖认为，形成的原因主要是那些地区经济发达，生活条件更好，也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因此更能吸引优秀人才，而人才一多，经济发展就更快，形成了良性循环，而那些就算出了人才也留不住的落后地区则很容易陷入恶性循环。那么解决问题的思路无非两种，一是将落后地区的经济搞起来，二是设法让优秀的教师去那些落后地区工作。
一般来说，政府都会选择前者，但李晖却知道那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问题，并不能彻底解决，像长三角、珠三角这样的精华地区，无论实行什么制度，经济发展都必定会走在全国的前面，想让全国各地的经济都赶上来，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反倒是后者虽然有难度，但结合李晖给新华夏制定的某些制度，至少理论上存在着实现的可能。
“以升学率作为教师职称晋升的主要标准，但考察的不是升学率的绝对值，而是变化曲线。由于先进地区的升学率本就极高，提升空间十分有限，想要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