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后世的标准，凡是发生在零点之后都属于第二天。
但是明朝的标准，孙一没把握。
于是孙一请教众人：
“如果日月合朔发生在半夜，比如说子时，哪一天算初一？”
杨日天第一个回答：
“子丑寅卯，鼠打头、牛第二，虎三兔四。子时是一天的第一个时辰，所以第二天算初一。”
参谋长孙定辽不同意：
“不对。常言道，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冬至节为子节，大小寒节为丑节，立春节为寅节，春分节为卯节，正月开始于立春寅节。按照这个道理，一天应该开始于辰时。所以前一天算初一。”
二人的意见相左。
孙一看向耿秀才和贾道士。
耿秀才为难的摇摇头，坦承自已不知道答案。
贾道士得意地轻拂羽扇，故意卖弄道：
“一二三四、子丑寅卯、鼠牛虎兔、各有阴阳。一二三四者，奇数为阳，偶数为阴；子丑寅卯者，观十二生肖阴阳可知。”
“牛兔羊鸡猪属阴，其蹄爪双偶，蛇阴甚，不见足。”
“虎龙马猴犬属阳，其蹄爪单奇，独鼠前两只脚属阴，四支爪趾，后两只脚属阳，五支爪趾。”
“故而，鼠前半身属阴，后半身属阳；子时，前半为昨日之夜，后半为今日之晨。日月合朔若在子正之前，当前一日为初一，若在子正之后，当后一日为初一。”
杨日天当即就请教：“那要是日月合朔就发生在子正呢？该怎么算？”
贾道士停下夸张的动作：“不会那么巧吧！”
达海替贾道士解围，道：“典籍有云，古历分日，起于子半。子正算第二日。”
耿秀才连忙扶达海坐下。
达海挣扎着问孙一：“陛下，四五月间的日月合朔，可是发生于夜半子时？”
孙一回答：“这个……可能是吧。”
手机万年历显示合朔发生在凌晨01:16:57，这个具体是什么时候，还真不好说。
万年历软件里使用的是北京时间。
后世的中国横跨东五区到东九区五个时区。民国时期依据国际标准，将全国时区划分为昆仑时区、回藏时区、陇蜀时区、中原时区、以及长白时区。五零年以后统一为北京时间
严格地说，北京时间是东八区东经120度的当地时间，并不是北京的当地时间，北京的经度是东经116.46度，二者有约14分钟的时差。
明朝的历法以南京时间为基准。就是说，如果南京是四月小，则全国都四月小；如果南京是四月大，则全国都四月大。
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经度是东经118.83度，同东经120度的北京时间差4分40秒。
孙一计算之后认为，崇祯五年四五月间的日月合朔发生在南京当地时间凌晨1点12分，正负30分钟的误差范围内。
孙一之所以要增加一个正负30分钟的误差范围，有两个考虑。
第一，后世使用的时间都是钟表时间，明代制定历法使用的是日晷时间。
日晷时间是测量太阳的角度得出的时间，所以又被称为真太阳时间。
由于地球的公转轨道不是正圆而是椭圆，地球在靠近太阳的时候速度快，远离太阳的时候速度慢，以及地球的公转平面与地球的自转平面存在一个23度半的夹角，真太阳时间在一年之内的快慢是不均匀的。
在一年之内，真太阳时间与钟表时间的误差呈一个8字形循环。
比如，在公元2000年的11月3日，日晷比钟表快16分33秒，在2月12日，日晷比钟表慢14分6秒。
由于地球公转轨道的近地点和远地点在逐年漂移，所以真太阳时间与钟表时间的差异每年也在漂移。
后世一些“认真”的命理师，给人算命的时候都要郑重其事地借助数据表格和公式把钟表时间转换为真太阳时间。
孙一没有这些数据表格，所以只好接受一个误差范围，姑且认为最大误差为16分33秒。
第二，后世的万年历程序都是以公元2000年的星象作为原点，以后世最新的天体运行数学模型推算。
从2000年推算到1632年，跨度有368年，有没有误差？
郭守敬的《授时历》使用350年，积累的误差据刑云路说在万历二十四年的冬至那天落后了九刻余：
“大统推今年冬至在申正二刻，而臣测在未正一刻。大统实后天九刻余。”
孙一知道这个刑云路是个天文史上的狠角色。他在兰州树立了一根高达六十尺的圭表，于万历三十六年测得一岁长度为365.242190日，同现代理论计算值只差2.3秒！
刑老说明朝的大统历落后天像九刻余，即130分钟有余，则孙一必须虚心接受这个数据。
用后世的数学模型推算368年之前的天像，误差肯定比这个130分钟小得多。
但是小到什么程度，没人敢说。这期间有没有发生异常事件，导致后世的数学模型产生误差？比如一颗陨石在西伯利亚撞击地球，使地球的运行模式稍微改变了一下？
稳妥起见，孙一采用130分钟的十分之一，即13分钟，作为数学模型推算的误差范围。
两个误差范围结合，孙一得出总误差范围在正负30分钟之内。
即，崇祯五年四五月间的日月合朔发生在南京当地时间凌晨1点12分，正负30分钟的误差范围内。
即使考虑最大的误差，日月合朔也是发生在子正时刻之后的第二天。
所以崇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