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湘曾和廖康生分手后，并没有去吃饭，而是一人到自己办公室给省党部的老师打电话。
进入年底时，他的老师向他明显的发出党国高层反*倾向明确信号，要其立即做好行动准备，力争取得显著成效的希望。这无疑是给王湘曾注射了兴奋剂，顿时激起了他那原本就好斗的激情，四处寻找打击熊城**党人的借口，发誓一定要打好反*的翻身战。
政治嗅觉一向敏感的廖康生，也很快就辨别出上层日趋反*的态势，但多年精炼出来的经验，尤其之前的几次失败，让他更加谨慎稳重起来，并不像王湘曾那样浮躁急进。
而廖康生的态度，让王湘曾十分不满。他觉得自己这位顶头上司自结婚之后，明显消磨了锐利的棱角，缺乏了之前的果断，有可能会贻误战机。
接通电话后，王湘曾将自己对熊城**党活动态势判断做了详细汇报，同时也将张子欣和廖康生的表现及自己的不满打了小报告。
从王湘曾的脸上表情，可以看出他的老师似乎并没有全盘接受自己的意见，让王湘曾不免有些沮丧。
王湘曾怏怏的放下话筒后，没有马上离开办公室，而是掏出口袋里的香烟，坐在椅子上点上火慢慢的抽起来，想静静的思考一些事情。
王湘曾出生在一个颇有地方势力的家族，在一九二八年的一次农民暴动中，由于积极参加镇压暴动，惨杀了暴动的积极分了，激起了暴动队伍的仇恨。在第二次暴动中，便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暴动指挥部将这个家族列入重点排除对象。在这次暴动取得成功后，愤怒的暴动队伍清点出参与镇压暴动王家首犯和骨干，公开审判处决。
那时还小的王湘曾，目睹自己父亲被暴动的农民砍头的全过程，瞬间就在他那幼小的心灵上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尤其是由于家里的财产被没收，他和母亲过的日子就像是从天堂掉下地狱，劫后的母子相依为命过得十分艰难，让他报仇的意志极度地扩张。
高中毕业后，已经十八岁的王湘曾没有听从母亲的愿望继续升学，而是加入了康泽的南昌行营别动总队，在他的双手上沾满了鲜血。
他那残忍的杀戮，终于得到上司的注意，并被突击提拔，分配到党部担任主任干事，跟随他的老师一起来到福建就职。按照他老师的意思，将他安排到基层县党部锻炼，以为今后的发展打牢基础。就这样，王湘曾独身一人来到了熊城县党部任职。
也许是熊城是个山城小县，王湘曾似乎也被遗忘了，一呆就是五年过去了，他似乎并没有按照老师的意愿做出什么新的建树，过得平平淡淡。
抗战暴发后，为了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实现了第二次合作。这让王湘曾十分的不适应，总想找机会制造一些事端来发泄内心的仇恨。于是，他经过一番的对比分析，提出了一套“以毒攻毒”的主张，即利用土匪等非法武装来镇压、攻击，化废为利，达到自己的目的，无奈张承志当时正在实施招安政策，他的主张便被搁置在一边，得不到重视。但他并没有消停，而是暗地里利用手中的特权，秘密地和林熙明这样的极端反动大刀会联系，以便利用这些恶势力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在上面的授意和庇护下，积极鼓动廖康生一起，三番五次的制造事端，编造一个个负面形象，扣在**党身上，然后用一些情感色彩很浓的词语指责、攻击**党，企图以此来抹黑**党。可是在民心所向共同抗日这个大势之下，他们这些违背人心的逆天违理行径，必然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的失败下场。
尤其是林熙明的称这帝造反阴谋败露后，直接牵联到自己头上，如果不是省党部的极力辩护，弄了个“将功折罪”让自己去对付林熙明，就险些丢了脑袋了。
自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来，时不时就挑起点事端，制造点矛盾，这已经成为国民党政客的一种“病态”。因而，才让王湘曾一再逃脱惩罚。
如今，好不容易等来这大好时机，如果自己不能有所作为，即辜负党国多年来的栽培之恩，也违背了自己的初衷与愿望。而面对上司的不理解与不作为的现实，令他有一种缚手拌脚而无法尽意发挥的感觉。想着这些让王湘曾平生出极度的懊恼。
他的野心很大，大到任何人都不得挡了自己道的狂妄地步。之前对张承志，现在又对自己的顶头上司和张子欣，非常不满，便欲以除去，进而代之。
这世界究竟是不会按照个人的意志而转移的。被老师责备了几句之后，让他的心态也恢复到现实中来了，他冷静地思考一会后，觉得官方的力量不能按照自己意愿来，那就继续利用那些土匪组织来帮助自己达到目的。
当初汤德焕被扣押，完全是王湘曾的主意。当时，张承志为了维持自己的招安政策，并不想只听林熙明的一面之词，就拿下影响面最大的汤德焕。无奈王湘曾三天两头找上门来纠缠，才为了耳净，才任由王湘曾抓捕汤德焕。如今，倒是林熙明成了党国的叛乱重犯，按理就应该释放掉并没有真实通*证据的汤德焕。
也该是汤德焕不走运，林熙明被剿，正是申请平反之际，偏偏遇上张承志高升，而张子欣又不清楚案子的原委，为嫌麻烦就任由王湘曾这个狂热、阴诈的小人作主，硬是无罪继续扣押在监狱里。
王湘曾扣押汤德焕，既有面子上的原因，也有里子里的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