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
在我看来，这个世界上最尴尬的事应该是妇科检查和痔疮手术。比这还要尴尬的，当然是在做这两件事的时候遇见你认识的人。
那晚之后，我突然想起了之前三里屯的那件事。考虑到那个混蛋的潜在性伴侣范围很可能辐射了半个北京城，我决心去妇科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染上什么不干净的病。孰料刚刚拿着挂号单走到妇科门口，就跟堂姐迎面撞上了——当时她正带着她家那位小祖宗看皮肤门诊，那小子因为乱吃东西起了一身荨麻疹。
我在听到那个熟悉的声音时，第一反应是有没有可能假装不认识她，毕竟我脸上那副墨镜几乎遮去了我半张脸。不过，这个打算很快就落空了，因为在我有时间那样做之前，她就已经风驰电掣地冲了过来。
“小曼，你怎么了？为什么会在这里？”她一脸震惊地问道。
“没什么，就是普通的检查…”我下意识地侧身躲避了一下周围的视线。堂姐脸上过分热忱的关切让我多少有些不舒服。
她依旧满脸狐疑地看着我，忽然又压低了声音问道：“你不会是…有了吧？”
我心里一沉：“应该…不会吧。”
“你怎么也不小心一点啊？”她微蹙了下眉头责怪道。
我赧然地看了她一眼，突然疑心她如何会知道那件事。
“你说你现在都跟人悔婚了，要是怀孕了多麻烦啊。”她又说道。我这才明白过来她方才在说什么，心里莫名地松了口气。
我没有再跟她解释什么，因为比起被她认为我跟李伟上过床，还是o这种事更让我难以启齿。
那天的大部分时间她都一直在安慰我。她说你也不要太沮丧，都说否极泰来，等过了年关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刚刚才发现她竟然连我辞职的事都知道了，有时我对她的情报能力还真是有些苦恼。
她安慰我的时候顺便也说起了自己的事。她说最近自己过的也不十分如意：她跟单位只剩了半年的合同，她老公又要去澳洲读联合培养博士。她说到这里时拍着我的手背说了句“你说男人怎么都这样啊”，就好像我与她同病相怜一样。不过我马上便意识到自己或许真的跟她同病相怜，也好像有些理解她为什么要把那些话告诉我了。对有些人来说，他们深陷低谷时最需要的其实并非是他人的同情、怜悯甚至理解，他们需要的大概只是一个比他们还要不幸的人而已。惟其如此，他们才能在那种感同身受的痛苦中得到些许的宽慰和平衡。
好在那天我既没有怀孕，也没有染上不洁的东西，总算不至在她面前显得更加可怜。走出妇科门诊，我把诊断书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里，快步走进电梯。
2010年2月
春节依旧在一种让我感到烦躁而煎熬的气氛中来临了。为了不让这个节日更加的难捱，我没有将辞职的事告诉爸妈，同时谎称自己已经有了男朋友。然这种可怜的伪装却并没有让我好过多少。因为我很快便发现，我那不明就里的父母似乎十分热衷于在亲戚朋友面前有意无意地提起这两件事。他们说我在商务部工作——尽管我一遍一遍地跟他们解释我工作的单位只是一个隶属于商务部的研究院，并不是商务部，他们却还是假作没有理解地告诉别人他们的女儿是在商务部工作，去年她还参与组织了那个全球智库峰会。
他们说完这些之后一定会加一句“小曼跟她男朋友就是在那个峰会认识的，他在一个外资银行工作，是花旗对不对？”他们一边这样说着还要回头跟我确认一下。
我只好有些不大自然地点了点头。我刚回家时，他们问我男朋友在哪里工作，我随口说在银行。他们又问在什么银行，我便说是外资银行。雪球就此越滚越大，不几天，我那位从未谋面的男朋友就变成了一位高大帅气并且在花旗银行身居要职的青年才俊。
就这样像是展品一般地被他们拉着巡展了几天之后，我还是有些厌烦和恼火了，我讨厌爸妈脸上的骄傲神情以及那些人虚与委蛇的奉承，当然，我更讨厌自己因为那些子虚乌有的事情露出的虚伪笑容，那让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可悲的小丑。这种火大又难堪的情绪在压抑了几天之后终于在除夕之夜无可抑制地爆发了，导火索自然是堂姐家的那位小祖宗再次不失时机地给我添了一次赌：这次他用美工刀划坏了我用分期付款买下的那只正品芬迪包。
我在看到那只面目全非的手提包的那一刻便彻底失去了继续伪装下去的耐心。我咬着牙将那只包猛然摔在地上，连拖带拽地将那个小恶魔扔进了客房的角落里。
“于文博，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世界是围绕着你一个人转的啊，别人的东西都是无足轻重的，是可以当作垃圾一样随便扔掉的？”我忍无可忍地对他大吼道，“你那么做的时候就没有考虑过别人的感受吗？你就没有想过如果别人也那么破坏你的东西你是什么感觉吗？”我一边说着便随手抓起他的一件玩具朝地上狠狠地摔去。摔完了玩具，我又像是发泄一般把他的故事书也撕掉了。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教训一个只有6岁的小孩子，我当时实在气昏了头，只恨不得将他绑起来打一顿。
在我像个疯女人一样的撕着那本故事书的时候，他一直惊恐地抬头望着我。直到我威吓一般地又冲他吼了一句“现在你知道自己喜欢的东西被毁掉是什么感觉了？”他才终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