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
二月末,我去一家语言学校做了英文老师。
这当然不是因为园丁蜡炬之类的崇高情怀——事实上，还在读研时,我曾在一次同学聚会上说过这样一个刻薄的笑话：“什么都做不了的人才会做老师，什么都教不了的老师才会教英文。”说完这个笑话之后,我又一脸决然地对我的同学说：“我以后就算交不起房租都不会去做老师，因为我忍受不了青少年,更加忍受不了笨蛋。”那个时候我大约并没有想到自己在两年之后还是因为房租和账单的压力去教英文了。可见人在现实的困境面前并没有多少原则。
薪资面谈时,那位副校长为我开出了不错的课时费，末了又问我要不要兼任青少班的班导，每个月会有2000块的奖金。我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夏安也很快在一家外贸公司找到了工作，职位是法语翻译。从那以后,她便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习惯：她再也没有熬过夜,每天一大早便起床洗刷、化妆、吃早餐，7点半准时出门，混在人群里去5号线挤地铁，下午6点又挤同一班地铁回家。她的生活平生第一次从旅途中停了下来。不过，她似乎和我一样都不怎么适应这种变化。有一天早上，我吃着麦片看她穿着职业装和高跟鞋走到门口的穿衣镜前左右打量，忍不住笑说，我觉得我好像不认识你了。她也笑了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说，我也觉得自己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
闲暇时，我们依旧会约唐文心和苏珊聚会。我们有时去吃饭，有时去唱歌，有时只是坐在咖啡馆里聊聊天。三月的第二个周末，唐文心突然告诉了我们一个消息：她跟陆俊订婚了。她说去年冬天她在照顾陆俊的爸妈时，他们便一直在提这件事，他们对陆俊说，这么好的儿媳妇你不赶紧给我们娶进门，还想拖到什么时候。他于是也就顺着爸妈的意思向她求了婚。钻戒是两个人一起去选的，求婚说起来也更像是一个在父母和亲戚面前签字盖章的仪式，她说到这里时笑了一下：“我们两个还真是一点浪漫的情调都没有。”
我低头看了眼她左手无名指上的那枚钻戒，那钻石不大不小，中规中矩的切割和设计，还真是像极了这两个人的性格。
我忽地想起去年冬天的那场闹剧，便试探着问她现在对于即将开始的婚姻生活有什么感觉。她笑说，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反正我们两个现在跟结婚了也没多大区别。
我心想，那倒也是。
苏珊又问她婚礼是什么时候。她说，可能要等明年了吧，陆俊他爸妈找人算了一下说今年犯冲。
我们便又争论起婚礼时要穿什么款式的礼服，以及谁要做她的第一伴娘。我们争论这些时服务生把鸡尾酒端了上来，他告诉我那杯酒叫独自等待。
那天我们只喝了两三杯酒便回去了。走出酒吧时，苏珊突然向我询问起了语言学校的事，她说她想帮苏格报一个雅思班。
我诧异地说：“她不是才12岁吗？”
“我想让她早一点准备，高中时就送她去英国。”她说。
“我有时觉得，你是不是给苏格太大压力了？学习班、兴趣班报了那么一大堆，她哪有那么多时间去学啊？”
“现在哪个孩子不是这样？”她回头看了我一眼说。
“我之前还以为你是那种民主开明的家长呢，就是能跟孩子成为朋友的那种。”我笑了笑说。
她也笑说：“你要是仔细观察一下的话，那些每天喊着民主教育，主张跟孩子当朋友的，差不多都是没有孩子，甚至连婚姻都没有经历过的人。真正为人父母的人，心里其实只有一个想法：把自己认为最好的都给她。”
“而且，我这样做其实也是想要补偿她。”她顿了顿又说。
“补偿？”
“嗯。”她点了点头说，“我也是把她从她爸爸那里接过来之后才意识到，原来我离开她的那三年给她带来了那么深的伤害。她那时不喜欢吃青菜，每次吃饭都剩下很多，有一次我没忍住对她发了火，你知道她对我说什么吗？”
我偏过头去看着她。
“她端起碗来说，妈妈，我会把米饭和青菜都吃光的，你不要再离开我。”
我一时默然。
“我欠那孩子的。除了这么做，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补偿她。”她说。
转眼来到语言学校已经三周了，我发现除却女老师们在办公室和更衣室里的八卦话题，我对于这份新工作倒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排斥。学生们听课都非常认真，同我的关系也十分亲近。有一次我忘记了带水杯，下课时一个男孩居然跑去楼下的便利店帮我买了一杯奶茶。那孩子叫向宁，安静、温和，眉目清秀的如同女孩子。
当然，我最喜欢这份工作的地方是它自由的上班机制。在这所学校里，授课老师并不需要坐班，因而早上没有课的时候，我可以一直睡到九点再起床，然后悠闲地看看晨报吃完早餐。等到慢悠悠地晃到地铁时，车厢已经不是那么拥挤。我通常会在最后一节车厢上车，如果没有座位，我便倚在车厢尾端的窗玻璃上听音乐，一边看着远处的站台一点点消失在眼底。
我望着隧道中那些半明半暗的光影时，偶尔会想起杨康。去年冬天的一个夜晚，他喝醉之后执意要搭地铁回家，我只好去站台送他。那天他也是在最后一节车厢上的车，我们一直隔着车窗遥遥相望，直到那辆红色列车在隧道中消失不见。不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