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紫禁城，皇极殿内，坐在御座上的天启帝看着廷下吵闹的几位大臣有些无可奈何。
大臣中吵得最厉害的是兵部侍郎王在晋和户部侍郎毕懋良，两人吵起来的原因很简单，意见不合。
在奢崇明叛乱的消息传到北京城后，朝堂上的大臣就形成两股意见。两股意见的代表分别是王在晋和毕懋良。毕懋良是户部侍郎，他比谁都清楚朝廷的财政状况，现在的财政连九边的开支都快支撑不下去了，更别说支持西南的平叛，因此他主张借土司镇压土司，不必派大量明军入川，节省军费。
而王在晋是兵部侍郎，他也很清楚西南明军的糜烂，要想靠当地的卫所兵平叛，还不如相信母猪会上树，因此他主张调派一部边军和募兵入川平叛，顺便威慑众土司。王在晋很清楚，纯粹借助土司镇压土司，只会让其他土司借机壮大，转而又威胁朝廷。
王在晋有王在晋的考虑，毕懋良有毕懋良的难处，两人争持不下。
天启皇帝听着两人的争论，眉头皱了起来。前段时间的“移宫”一事让他焦头烂额，不过也让他知道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希望他当皇帝，“移宫”风波还未平息，后金军队又兵犯沈阳，边关告急，朝堂上的焦点转向战事，天启帝在杨涟、左光斗等人的帮助下慢慢抹平了“移宫”一事的影响。
说起来，天启初年的官场气氛是很诡异的。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除了一些特别重大的事外，国家的大小事都由内阁处理，恰好在这个时期民间兴起了一支政治势力东林党，东林党人入朝堂为官后，与当时的首辅沈一贯建立的浙党争得十分厉害，同时齐党和楚党也在这一时期加入浙党，共同对抗东林党，党争十分激烈。
万历帝驾崩后，泰昌帝继位，提拔了一批东林党人。但泰昌帝因“红丸”丢命，十六岁的天启又在东林党人的拥立下继位。皇位的过快更迭使得朝堂政局大变动，东林党迅速壮大，齐楚浙党处于劣势。
现今的朝堂，文官集团内部分裂，皇帝几乎没有权威（最明显的就是锦衣卫和宦官在朝堂上没有话语权），又有后金的壮大和西南的叛乱，年轻的皇帝根本驾驭不了这样的局面。
内阁首辅叶向高看到天启皇帝的脸色难看，不得不站了出来，阻止了王在晋和毕懋良的争讨。
“陛下，西南土司叛军已围了成都城，需尽早做决断。”叶向高把皮球踢给了天启，让皇帝自己做决断。
虽说天启皇帝已经处理了一些政务，但那都是在朝臣的帮助下进行的，现在首辅叶向高让天启自己做决断，真有些难为他了。
不由地，天启皇帝把目光看向了看着自己长大的伴当大太监王安。原本王安眼观鼻、鼻观心，不参与朝堂之事，但没想到叶向高竟然让天启做决断。说实话，由于天启的父亲不受万历的喜爱，天启幼年的生活过得很艰苦，有时连饭都吃不饱，更别说受到良好的教育，因此，对于战争这样的大事，天启还真没有信心去做决断。
王安看了一眼叶向高，有些不满。叶向高让皇帝做决断可没安好心，明面上看让皇帝决定是尊重皇帝，但实际上叶向高是盯上了皇帝的内库。明朝开国时，太祖朱元璋为防止自己的后代受穷，设立了内库，由皇帝信任的太监掌管。万历一朝，皇帝利用太监到处敛财，虽然极大地充实了自己的内库，但也让朝臣们盯上了皇帝的“私房钱”，用以缓解财政危机。
若是天启作出了出兵的决定，那钱粮之事就由皇帝自己解决，也就是皇帝自己掏钱。王安经历过万历朝的风风雨雨，岂能不知道叶向高的心思，但他不能说出来，因此只能道：“皇上，奴觉得首辅大人说得在理，军国大事越早做决定越好。”
天启听了王安的话，点了点头说道：“既然成都局势如此危急，那便派兵入川吧。”
一听这话，户部侍郎毕懋良赶紧站了出来，大声说道：“陛下不可，若要再组织一支军队，朝廷担负不起。”
“那就调边军入川。”
王在晋站了出来，沉声说道：“陛下，此事需仔细思量，现北方东有蒙古，西有建虏，边军不可轻动。”
皇帝没办法了，只能朝杨涟、左光斗等一干人看去。杨涟不懂军事，但也知道当前朝堂上的局势，并没有直接对皇帝说，反而直接问起了叶向高：“叶首辅，不知您有什么办法？”
叶向高神色严肃，“西南土司叛乱，东北建虏作乱，时事甚危，应派兵入川，剿灭叛军，震慑土司，维护朝廷威严。但朝廷财政入不敷出，臣恳请陛下，动用内库，尽量派兵入川。”说完给天启跪了下来。
历任首辅都是太子的老师，也就是新皇的老师，因此叶向高是天启的老师，一般情况下是不跪的。
天启皇帝初即位，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内库还有多少钱，只能问王安：“王伴伴，朕的内库还有多少钱？”
王安在心里算了算，回答道：“折合成银子大约是八百余万两。”此时朝廷一年的收入是七百余万两，其中还是以“辽饷”最多，因此算下来朝廷最多往西南处拨五十万两银子，大头仍用在对抗后金上。
内库的八百万两银子是万历皇帝一生的积蓄，里面还有不少是海外诸国、各地藩王进贡的奇珍异宝，真正能用作国事经费的撑死不过三百万两。
天启皇帝了解了自己内库的情况后，思虑良久，说道：